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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2012年9月26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维护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和管辖海域内从事野生动物的保护、猎捕、教学、科学研究、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等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野生动物保护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原则，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鼓励科学研究和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
第四条 本条例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包括：
（一）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二）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三）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以下简称三有保护野生动物）。
第五条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保护依法从事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单位及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做好本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管理，制定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规划，并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有权制止和检举控告虐待、伤害、非法利用野生动物以及侵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违法行为。
对在野生动物保护、救助、宣传教育、科学研究、驯养繁殖等方面有突出贡献以及检举控告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奖励。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增强公民自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指导，鼓励、支持其发挥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
新闻媒体应当把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教育当作一项应尽的社会责任，做好宣传服务工作。
每年4月20日至26日为全省“爱鸟周”，每年6月为全省“水生动物放流宣传月”，每年10月为全省“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


第二章　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


第十条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建立、健全野生动物资源与栖息地档案和监测机制。
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十年组织一次野生动物资源普查。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管理制度。
对种群数量少、面临威胁严重等急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的物种，应当纳入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并根据种群数量实际变化等情况及时对名录作出调整。
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调整，由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并报国务院备案。
第十二条 从国外引进的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外的其他野生动物，以及从省外引进的非原产于我省的野生动物，经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可以视为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从国外、省外引进野生动物，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专家进行风险评估。禁止引进对生态安全有危害的野生动物。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社会力量，采取生物技术措施和工程技术措施，维护、改善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场所和觅食条件，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环境监视、监测。
第十四条 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地区、候鸟的主要越冬地，应当依法建立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并设置区域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区域的范围与界线。
对分布在本省境内的麋鹿、丹顶鹤、江豚、中华虎凤蝶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采取特殊措施，实行重点保护。
对野生动物种群密度较大、栖息地分布零散的区域，县级人民政府可以将其划为自然保护小区，对野生动物予以保护。
第十五条 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域进行项目建设，建设单位应当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包含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影响评价的文件。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求同级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对可能会造成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严重破坏的项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批准。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域由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认定后公布。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野生动物救护机构，负责受伤、受困、收缴的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工作。
单位和个人发现伤病、受困、搁浅、迷途的野生动物，应当及时报告当地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野生动物救护机构，由其采取救护措施；也可以送附近具备救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救护，并报告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鼓励和支持具备救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对野生动物实施救护。
第十七条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人身和财产安全可能造成危害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防范措施。因保护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调查属实并确实需要补偿的，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偿。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本行政区域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资金来源包括财政专项补助、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国内外捐赠资金等。
第十九条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患有疫病、疑似疫病或者非正常死亡的野生动物，应当立即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者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条 对依法收缴、截获、没收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妥善保管并及时移交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第二十一条 开展观看野生动物的旅游活动或者进行野生动物的摄影、摄像等，应当遵循警示要求，不得破坏栖息地的生态环境，不得惊扰野生动物正常栖息。


第三章　野生动物猎捕管理


第二十二条 禁止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
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申领特许猎捕证、特许捕捉证。
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猎捕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向设区的市、县（市、区）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领狩猎证：
（一）承担科学研究或者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任务的；
（二）驯养繁殖单位必须从野外取得种源的；
（三）承担科学试验、医药和其他生产任务必须从野外补充或者更换种源的；
（四）自然保护区、自然博物馆、大专院校、动物园等为宣传、普及野生动物知识或者教学、展览的需要，必须补充、更换野生动物或者标本的；
（五）因外事工作需要必须从野外取得野生动物或者标本的；
（六）因其他特殊情况必须猎捕的。
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省野生动物的资源状况，确定猎捕种类、数量和年度猎捕限额，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三条 持有特许猎捕证、特许捕捉证、狩猎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特许猎捕证、特许捕捉证、狩猎证核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和方法进行。
持枪猎捕的，应当依法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持枪证。
第二十四条 在禁猎（渔）区和禁猎（渔）期内，禁止猎捕、捕捉或者从事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禁猎（渔）区、禁猎（渔）期、禁止使用的猎捕、捕捉工具和方法，由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五条 禁止采集野生鸟卵、捣毁野生鸟巢。公园、市民广场、林场、风景游览区等鸟类生息繁衍集中区域，可以设置鸟食台、水浴场等，对野生鸟类进行人工招引和保护。
在野生蛙类、蛇类和珍稀蝶类等集中分布区域应当设立警示标牌，保护野外生存的野生动物不受人为干扰，防止意外伤害事件的发生。
第二十六条 建立固定狩猎场应当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立对外国人开放的猎捕场所，还应当报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外国人在本省从事野外考察、标本采集或者在野外拍摄影视、录像等活动，涉及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章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管理


第二十八条 鼓励开展野生动物驯养繁殖。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申领驯养繁殖许可证。
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驯养繁殖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报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申领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有适宜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固定场所和设施，具备与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种类、数量相适应的资金、人员和技术。
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由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九条 出售、收购、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出售、收购、利用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报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从事出售、收购、利用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限额指标内从事经营利用活动。
出售、收购、利用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具有有效的野生动物合法来源证明，并向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野生动物合法来源证明包括驯养繁殖许可证、狩猎证、捕捞证和运输证等。
出售、收购、利用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管理办法，由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条 以生产经营为目的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收购驯养繁殖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凭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经营利用批准文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以生产经营为目的驯养繁殖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以及出售、收购、利用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申请登记注册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核发营业执照时，应当书面告知其凭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出售、收购、利用批准文件开展经营。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的监督管理。
在集贸市场内经营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督管理，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同级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予以配合；在集贸市场以外经营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督管理，按照谁先立案谁查处的原则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第三十二条 运输、邮寄、携带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县境的，应当凭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出售、收购、利用批准文件等合法证明，向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运输证明。
第三十三条 禁止为非法猎捕、杀害、出售、收购、利用、加工、运输、储存、携带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提供工具或者场所。
第三十四条 依法猎捕和出售、收购、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未进行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影响评价，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非法猎捕、杀害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捕工具、实物和违法所得，处以相当于猎获物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采集野生鸟卵、捣毁野生鸟巢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外国人未经批准对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从事野外考察、标本采集或者在野外拍摄影视、录像等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考察、拍摄的资料以及所获标本，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范围驯养繁殖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三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没收野生动物、吊销驯养繁殖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批准从事出售、收购、利用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超过批准的限额指标经营利用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四款规定，提供不出有效的野生动物合法来源证明而出售、收购、利用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非法运输、邮寄、携带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为非法猎捕、杀害、出售、收购、利用、加工、运输、储存、携带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提供工具或者场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
第四十三条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省重点和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标准，参照国家有关规定，由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价格部门制定，需要进行涉案财产价格鉴证的，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论刑法中的行为对

周东平*


摘要：刑法中的行为对象是许多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之一，但目前关于行为对象的概念、是否一切犯罪都有行为对象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关键词：行为对象 法益 社会关系

刑法中的行为对象迄今为止依然是争论不休的领域，本文试图对此展开初步研究。

一、 行为对象的概念

关于行为对象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1）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对象是：“行为对象也叫犯罪对象，（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行为客体），是指危害行为所作用的法益的主体（人）或物质的表现（物）。”[1], （2）侯国云教授认为：“犯罪对象亦称行为对象，是指被犯罪行为所直接作用或指向并体现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人、物或信息。”[2]以上两观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表现在：前者用“法益”，后者则用“被该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二者的不同是基于对犯罪本质的不同认识。其相似之处为：在犯罪行为的外延上都包括人、物，只是后者多了信息。即两者都认为其是具体的实物。下面笔者从两方面对行为对象概念进行讨论。

（一）、行为对象必须是合法的吗


就以上两种相异说法笔者更赞同张教授的，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实为犯罪的本质，而犯罪对象是由犯罪和对象两个概念组成，“法益”（**）说比侯国云所表述的更准确、简单。虽然如此，但二人对行为对象特征表述时都认为“行为对象体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即认为行为对象必须是合法的。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存在几个问题。

法益从侵害的角度而言称之为被害法益，就是犯罪所侵害或威胁的利益；而从受保护的角度而言则是保护法益。如此说来，法益并不能与合法完全等同，它应该具有两面性。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不直接称“法益”。例如，在窝藏罪中的犯罪分子，是国家刑事追诉的主体，而非刑法所保护的主体，难道其不是窝藏罪的行为对象？又如贩卖毒品罪中的毒品，不是刑法所保护的物质，如果认为其不是行为对象即可以认为其不是构成此案的要件要素，那么换成其他物品还能构成贩卖毒品罪吗？故认为行为对象只指合法的，有过于片面，逻辑不严密之嫌！

笔者还认为他们所说的“体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应指依法做出的行为或受法律保护的行为所指的对象（如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对象，防害社会秩序罪中的大部分犯罪对象等），并非所有的都如此，如上述的窝藏罪、贩毒罪等等。而且仅能体现法益还不行，必须得有侵害或侵害的危险时才能称之为行为对象。这是判定的先决条件。

因此，笔者认同在其概念中用“法益”，但是法益不能与合法性等同，故以为其特征应表述为“行为对象体现刑法的法益”。这样不论语法还是理论上都要准确的多。

（二）、行为对象的外延只包括具体的人或物吗

行为对象外延是刑法理论上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我国学者似乎避难就轻，并未深究，普遍认为其只包括具体的人或物。这样会产生一些问题，以张明楷教授对一类犯罪的对象确定为例：“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 的行为对象是行为人自身的状态，即行为人作用于自己的身体所处的状态或者改变自己所处的状态，因而侵犯相应的管理秩序，成立犯罪。”[3]那么可以认为行为人自身所处的状态是法益的主体或物质表现？又如毒品是不合法的物资，大多数学者认为行为对象必须是合法的，那么毒品就不是案子的犯罪对象吗？既不把相关非实物的社会关系当作犯罪对象又对相关具体的实物做诸多限制，最后成了无对象的案子。我认为这样是不合逻辑的，不能令人信服。

国外对行为对象外延有三种观点：（1）苏联学者认为犯罪对象的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具体的人或物。[4] （2）日本木村教授认为犯罪的客体是行为的客体，指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具体的人或物，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关系。[5] （3）日本夏目、上野教授既认为犯罪客体是社会关系，又认为是具体的人或物。企图调和两种不同的观点。[6]


笔者比较赞同国外的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1）众所周知，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与人有关的物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人”包括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等具有法律上人格的主体。“物”则包括抽象的物、具体的物。它们脱离了社会就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因此，各种具体的人或物归根结底是社会关系的体现，如果只认为社会关系的实物体现是行为对象，而对于社会关系中的非实物体现予以否认，那么就缩小了其外延。（2）更因为一部分犯罪行为的指向并非是具体人或物，如前述的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等，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因而笔者认为行为对象除公认的具体实物外还应包括那部分抽象的社会关系。这样好像把法益与行为对象混淆，但是避其不谈，认为抽象的社会关系不是行为对象，就得出了有的犯罪行为无行为对象的结论。例如在自愿进行的卖淫活动中，一方愿意出卖肉体另一方愿意甘此堕落，而组织卖淫的人只是起到中间媒介作用，其所构成的组织卖淫罪并没有侵害买卖双方的主体利益，实质上是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即刑法上所禁止人们作为的规定。上面的例子中，危害行为只作用了法益，并没有作用法益的主体或物质表现，为何不能说法益是其犯罪的对象呢？

从笔者以上的观点似乎看出：犯罪对象归根到底是社会关系，与国外的第一种观点相似。但是，笔者的观点依然是第三种。当某些案件很容易找到其犯罪对象是具体实物时，社会关系就是第二层对象，当然这样的案件相对易于辨认。而一些似乎无具体的实物作为犯罪对象的，如许多道德性法律规范，则以社会关系为第一层对象，再通过此社会关系联系到的实物就成了第二层对象。笔者这样操作好像与任何一位学者的都不同。犯罪对象是为了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而把它分成第一层、第二层正符合以上要求。如用以上的方法来确定伪造货币案中的犯罪对象：（张明楷教授等认为真币是犯罪对象，李洁教授等则持相反观点。他们各持之理由都合理，不好认定谁更正确。但换个角度来思考）这种无直接或说很难以认定哪个实物是其犯罪对象的案件，其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用法律确定下来的金融秩序、公共信用、货币的发行权，对国家、人民的财富积累地保护……但只有与由此社会关系有最直接关系的实物才能作为该案件的犯罪对象。假币直接作用了这种社会关系，导致了对其的侵害、威胁，真币不能作用于这种社会关系，它的存在不会对这种社会关系发生任何效应。故笔者认为此案犯罪对象是假币。如果有人认为这样间接地寻找行为对象无实际意义，那么有的法益也是从间接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益的研究也无实际意义吗？笔者之所以不同意第一种观点，除以上原因外还有：具体的事物能弥补绝大多数犯罪对象在不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二、是否一切犯罪都有犯罪对象

笔者认为一切犯罪都有犯罪对象。理由如下：（1）正如前述，犯罪对象既包括法益又包括具体对象，既分第一层又分第二层。所以任何犯罪都有行为对象与之相映，或是法律稳定下来的社会关系，或是体现法益的主体或物质表现。（2）犯罪既然成立那么肯定存在客体被侵害的事实，而犯罪对象与犯罪之客体之间存在者外部表现与内在本质的关系。[7] 所以，有法益被侵害定有犯罪对象来承受；有犯罪对象才有相应的法益被侵害。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初步认定为因果关系。从另一角度来看，犯罪对象是法益与犯罪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是他们之间的桥梁。当法益受害时，且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后法律这柄利剑才能体现出它的威力。但是，法益受害被确定，而没有对象来承受不利后果，就像没有产生结果的危害一样不和逻辑。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等没有具体的人或物来作为行为对象，因为它们只是法律性规范，违反的是法定力或说违反的是法益的本身。为何不干脆将此时的法益做为犯罪对象？这样试着用法律规定的关系、行政命令的关系或是较高道德所要求的关系来承受无具体实物的影响和侵害，好象更易理解。如脱逃罪，犯人的脱逃行为违背了法律所规定的其人身限制关系或者其犯罪后的惩罚行为关系等。那么，一切犯罪就都有了犯罪对象。

有的学者认为某些犯罪无行为对象还有另外的原因：那些行为对象不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因此是不值得关注或与案件的破获无关紧要的。也许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对象无须关注，没有对其加以认定的必要，只要它们违反了法律规范就是犯罪。不过，首先笔者认为作为规范性很强的刑法，其犯罪对象只包括那些对犯罪有价值的实物对象，对案件无关或没有作用的实物能叫犯罪对象吗？其次，对那些容易忽视的社会关系对象的研究有利于犯罪构成理论的完整性、深入性，也有利于基础刑法学的发展。对它们的不关注可能造成对其犯罪的不重视，从而不利于从源头上预防此类犯罪。

注释：
*作者简介：周东平（1985——），男，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学系2004级四班学生
**关于法益说，请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107页。
[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2]侯国云：《刑法总论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7页。
[3]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第160～161页。
[4]、[5]、[6]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