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公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和发布试行有关税收条例（草案）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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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修订《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个人出租房屋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地税征〔2004〕181号


各区、县地方税务局、各分局，市局各业务处室：
为确保《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个人出租房屋管理办法>的通知》（京地税征〔2003〕685号）（以下简称《办法》）的贯彻落实，妥善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市局对原《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依照执行。
对在原《办法》执行期间，按综合征收率征收税款，并单独征收入库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税负加重的，可以由纳税人持完税凭证直接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理退税。





二○○四年四月十四日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个人出租房屋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个人出租房屋的税收征管，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其他有关税收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并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个人（含外籍个人、华侨、港澳台同胞，下同）在本市范围内出租房屋而发生的应税行为，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个人出租房屋并取得收入，依法应分别申报缴纳以下税费：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以下统称“税费”）。
第四条 对个人出租房屋应征收的各项税费可选择以下方式计算缴纳：
一、分税种计征方式：按照政策规定，分税种计算缴纳各种税费；
二、综合征收率计征方式：按每一百元应税收入含五元的税额的负担水平统一计算应纳税额，即按实际收入的5%计征。
对个人出租、转租或再转租行为，本着纳税人自愿和不增加税负的原则，确定分税种计征或按综合征收率计征方式。
第五条 对于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各区县地方税务局、地方税务分局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并结合房屋的地区分布、结构类型、质量面积、市场租金价格等不同情况核定其应纳税额。
第六条 各区县地方税务局、地方税务分局根据实际情况可自行征收个人出租房屋的各项税款，也可委托其他单位或部门（以下简称“代征人”）代征代缴。
第七条 各区县局、分局的税务所应认真做好个人出租房屋的税款征收入库的各项工作，并可以为完税方提供代开发票的服务，同时做好税源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第八条 受税务机关委托的代征人必须具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并且具有代征税费的实际能力。
第九条 代征人可确定为各级政府的外来人口管理部门、区县房屋土地管理局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或经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确认的其他单位。
第十条 代征人的代征资格由各区县地方税务局、地方税务分局认定，在双方协商一致后应与代征人签定《委托代征税款协议书》（一式四份）。同时各区县地方税务局、地方税务分局向代征人核发《委托代征证书》。
第十一条 代征人应严格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严格依照《委托代征税款协议书》规定的代征范围、代征内容、权限以及期限进行税款的代征代缴工作，认真履行代征义务，严格遵守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的《委托代征税款管理的暂行规定》，并指定有关人员为办税人员，由办税人员专门负责具体的代征工作。
第十二条 代征人不得再行委托其他单位代征。
第十三条 如遇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废止或修订，税务机关应及时通知代征人，并修改或终止《委托代征税款协议书》，换发或取消《委托代征证书》。
第十四条 税务机关对税款代征工作有权进行检查、监督、指导，并负责对代征人的办税人员进行相应的业务辅导和培训，及时向代征人提供代征税款所需的各种税收票证。
第十五条 税务机关可根据实际需要，向代征人提供发票。
第十六条 代征人应接受税务机关的指导和检查，定期向税务机关通报有关情况，提供资料信息等。
第十七条 代征人应按照有关规定向税务机关领购发票和税收票证，并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和《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税收票证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做好发票和税收票证的各项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 代征人应在代征税款时向纳税人开具税务机关规定的完税凭证，税款专户存储，严禁挪用税款，并在次月10日内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填报房产税科目（个人出租房屋子目）向银行汇总解缴税款。
第十九条 代征人应于次月10日内将上月的税票、发票使用情况和征收税款的情况报送税务机关。
第二十条 税务机关应按规定依据实际入库的代征税款的5%的比例向代征人返还手续费。
第二十一条 代征人不得从代征税款中坐扣手续费。
第二十二条 纳税人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代征人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活动。未经税务机关依法委托征收税款的，责令其退还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致使他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代征人在代征税款的过程中，纳税人拒绝代征税款的，代征人应在24小时内报告主管税务机关，由主管税务机关依法进行处理，代征人不得对纳税人进行处罚。
第二十五条 纳税人与代征人在代征税款时发生争议，可以向委托代征税款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二十六条 代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税务机关可以单方面终止《委托代征税款协议书》，取消其代征资格和《委托代征证书》：
（一）未按照《委托代征协议书》规定办理代征业务的；
（二）代征人玩忽职守，不征、少征税款的；
（三）代征人故意刁难纳税人或者滥用职权多征税款的；
（四）代征人再行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代征税款的。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从2004年4月1日起执行，以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程序公平：司法公正的逻辑起点

徐显明　范进学

　　就我国目前司法不公问题看，首先不是实体不公正，也不是制度不正义，而是程序不公平。
　　司法公正的本质是公民正当的、合法的权利能够自由、平等地得以实现，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正当权利和合法权利因司法人员不合法地滥用权力加以限制或剥夺，那么不公正问题即产生了。如果说公正观的核心就是排除独断专行的权力的话，那么司法公正的核心则是拒绝任何司法权的专横行使。
　　公正是个体权利的理性感受，是正当权利顺利实现的理念评价；一般而言只要权利正当行使，国家就应给予权利上的正义保护，那么个人就会感到社会的公正，否则就会因社会的不公正而对社会丧失信心。从社会主体的主观评价看，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体对司法主体将法律平等地适用于相同的行为而得出相同结果的一种满意程序，即如果依照法律相同的行为产生出相同的结果，人们就会满意而感到司法的公正性，反之则会怨情陡生而感到司法的不公正。由于人们往往将司

法判决结果的公正即实体公正作为衡量是否公正的主要标准，所以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活动与司法行为中存有重实质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但是，结果公正的实质正义却是人们主观最难评价与衡量的，由于评价主体法律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主观期望与司法结果之间反差程度的影响，相同的结果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公正感。这样程序公平对于司法公正的界定与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就我国目前司法不公问题看，首先的不是实体不正义，也不是制度不公正，
而是程序不公平。从该意义上说，程序公平自然就成了司法公正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核心。
一旦缺失了程序过程的公平与客观，那实际上就为一切司法任性和专横的产生埋下了种子。
　　实体优先抑或程序优先是划分东西方司法文化传统和司法价值追求的分水岭。东方传统法文化是一种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人情人治文化，重情轻法，重实体轻程序是司法文化特有的底蕴，概言为两大优位：一为天理优位。天理难容者，国法必难容也；逆推之则不能成立，即国法难容者，天理则未必难容也！天理优位于国法的后果是，凡对伤“天”害“理”者，无论司法者如何处置哪怕是违法亦均受到传统司法价值的认可。二为人情优位。“法不外乎人情”是古代

人的一般共识。除立法须合乎人情外，司法活动更是“人情大于王法”，正所谓“人情所恶，国法难容”。因人情或曰人之常情无固定、客观的标准与内容，往往因人而异，从而演化为司法者为人情而循私枉法的藉口。无论是天理或人情，这种司法传统和司法价值所追求的是最终结果，而重结果的司法传统是以牺牲程序公平、过程客观为代价的。我们认为，关注结果公正的实体正义固然不失为一种善，但是一旦缺失了程序与过程的公平与客观，那实际上就是为一切司法任性与专横的产生埋下了种子，从体制上为司法专横提供了制度性保护，因而为了求得结果合乎“天理”、“人情”的伦理性公正，即使使出人间最不人道、最不仁义的手段、措施也会为制度、传统、人情所容忍而接受，从而为刑讯逼供提供了合理性的生存空间。所以东方那种以实体公正为价值追求的司法传统往往会出现以摧残人为特征的负面效应。
　　西方法文化传统则是以法律形式合理性为特征的。所谓形式法律是指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形式主义审判原则的法律体系，它是由一整套形式化的、意义明确的法律条文组成的。它赋予每个诉讼当事人在法律上以平等的人格地位，它只依据法律条文对确凿无疑的法律事实作出解释和判定，而不考虑其他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实质正义原则，同时还要排除一切宗教礼仪、情感的和巫术的因素。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形式主义原则是一切资本主义法律的重要特征，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神权政治，其法律形态的最大特点就是关注实质原则。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合理性的机器运行一样，从而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极大地提高了预言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程序变成了以固定的和不可逾越的“游戏规则”为限制的、特殊类型的和平竞争。司法形式合理性特征决定了西方司法诉讼价值所追求的是形式正义和程序优位，即总是寻求程序的公平而非实质的公正。
　　实体不公或许只是个案正义的泯灭，而程序不公则是制度正义性的丧失。有人说实体错误是把一个东西的重量称错了，而程序错误则是把秤杆上的定盘星定错了。
　　程序优位的司法价值是以制度上最大程度地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人格与自由权利为特征的，所以法律界有人打比方说，实体错误是把一个东西的重量称错了，而程序错误则是秤杆上的定盘星定错了，所以无论怎样称都是必定不准的。故实体不公只是个案正义的泯灭，而程序不公则是制度的正义性的丧失。美国辛普森案就是典型的程序优位。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辛普森是杀妻的凶手，但检方向法官提交的证据是警察在申请搜捕状之前翻墙进入从辛普森家取得的，取证手段不合法，其证据就不能作为定罪依据，因而即使全美国人都认为辛普森是杀人凶手，由于程序违法也只能宣告辛普森“罪名不能成立”，作为维持司法公正的陪审团在证据缺乏“超越合理怀疑”性时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究其原因，在于正义化身的法官宁愿牺牲个案的实体公正，让真正的凶犯逍遥法外，也不愿和不能开允许国家警察（国家公权力）以违法方式侵害公民私权利神圣的口子。因为法官懂得只要证据合法、确凿，法律仍有机会把真凶送进监狱或送上断头台；而一旦允许国家公权力违法行使其权力，那么这无异于大堤之上允许溃蚁之穴存在，制度性侵权即为时不远了。所以法官是法的守护神，而守护法的制度大堤，则必须从程序公平开始！
　　（作者分别为山东大学法学教授、副教授）
　　注：引自法制日报1999年10月7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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