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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中小学营养工作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2000-11-20

教体艺厅[2000]6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中央领导关于学生营养工作的指示精神，推进中小学营养餐的实施，我部于2000年9月20日至21日在长春市召开了全国中小学营养工作研讨会。现将《全国中小学营养工作研讨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按照《纪要》精神，认真做好中小学营养餐工作。

全国中小学营养工作研讨会纪要

全国中小学营养工作研讨会于2000年9月20日‘至21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学生营养工作的负责人及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的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和学习了近期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学生营养工作及实施营养餐的指示精神；就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学生营养工作及实施营养餐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推进中小学营养餐的实施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北京、上海、长春、杭州等地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实施营养餐的情况和经验；会议代表考察、观摩了长春市学生营养配餐中心及其营养餐的生产、管理与学校实施营养餐的现场；我国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及原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专题发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负责人对进一步推进中小学营养餐的实施提出了要求。
会议认为，近一个时期，江泽民总书记、朱（钅容）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青少年身心健康和营养工作。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并就中小学营养餐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朱（钅容）基总理非常关注“学生豆奶计划”，召集有关部门对该“计划”进行专题研究，决定安排专项补贴资金在东北三省开展“学生豆奶计划”试点工作。李岚清副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就青少年营养健康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做好学生营养工作。
会议认为，要对当前我国学生营养状况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显示，虽然我国学生身体形态已有较大的改善，但其营养状况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学生肥胖及超体重儿童比率呈上升趋势，1985年与1995年比较，7-18岁男生超体重及肥胖率从2．75％上升为8．65％，女生从3．38％上升为7．18％，城市男生的超体重及肥胖率到1995年已高达12．03％。学生体重不足及营养不良的比例越来越高，其比率高达3 2．6％，其中男生由1985年的22．21％上升为1995年的26．87％，女生由1985年的34．81％上升为1995年的38．27％。这说明我国学生营养状况同时具有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两类问题，而肥胖正在逐步取代严重的营养不良，成为中国城市学生的主要健康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解决，将直接影响我国四化建设人才的培养，影响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会议强调，要抓住当前难得的机遇，立即行动起来，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推进学生营养餐的实施。
要进一步提高领导者的认识，把学生营养餐的组织实施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重要措施纳入教育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我国国民素质，而学校营养教育及学生营养餐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高青少年儿童体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其他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替代的。因此，要把学生营养工作及实施学生营养餐作为当前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的“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的具体行动切实予以抓好。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组织实施学生营养餐的工作进行认真的研究、规划。除个别特殊地区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选择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或学校开展学生营养餐的试点工作；所有省会市、计划单列市及有条件的地区都要抓一批起示范作用的试点地区和学校，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扩大试点面；已经进行营养餐试点的地区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工作质量，并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推进营养餐的实施范围。
要把营养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作为推进学生营养餐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对学生进行科学引导，对家长进行宣传发动，为推进学生营养餐的实施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要加强学校健康教育。中小学校要落实国家规定的每周0．5课时的健康教育时间。在健康教育课时中安排必要的营养教育内容；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活动，如班队活动、课外活动、读书活动、广播、板报及张贴营养宣传挂图、印发营养科学知识小折页等多种教育形式向学生传授营养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科学的饮食观念和良好的饮食习惯。
要加强社会宣传、发动。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各界及学校领导宣传学生营养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取得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要重点做好对家长的宣传发动，利用家长会、致家长信、家访等形式向学生家长讲解营养科学知识、讲解实施营养餐的重要意义，争取家长对实施营养餐的理解和支持。
要把营养餐的实施过程作为传播营养科学知识、培养学生良好饮食习惯的教育过程。班主任及营养餐管理人员要经常深入学生就餐场所、甚至与学生共同就餐，利用进餐过程，结合具体食谱及其合理搭配，讲解、传授营养科普知识；及时纠正学生挑食、偏食的不良饮食习惯；督促学生把营养餐吃进去，使营养餐真正起到平衡膳食的作用；制止学生随意扔倒饭菜，培养学生节约粮食的习惯；组织学生分发营养餐、洗刷餐具，培养其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
实施学生营养餐必须争取政府的领导及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要积极争取政府对学生营养工作的重视和支持，通过政府协调，取得各有关部门尤其是卫生、交通管理部门的配合。要充分发挥卫生部门的监督、指导作用，通过他们对营养餐生产企业、学校食堂及其生产过程进行严格审查及经常性的监督、指导，严把食品卫生关，防止食物中毒的发生；严把营养关，保证营养餐质量。要争取交通管理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保证运送学生营养餐的车辆正常通行，保证学生按时用餐，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防止饭菜存留时间过长，杜绝食物中毒的发生。
实施学生营养餐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当前学生营养餐的实施要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学校组织、家长自愿的原则进行。学校在组织实施营养餐时，一定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对学生及其家长进行积极引导，取得家长的认可和支持；一定要坚持家长和学生自愿的原则，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强行推行学生营养餐，更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以推行营养餐为名，推销质次价高的盒饭。营养餐的实施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形式，既可以由配餐中心集中生产、供应，也可以由学校食堂按照规定的要求生产营养餐。但学校食堂生产营养餐也应按照相应的要求经有关部门审查认定，并严格按照有关食品与营养卫生的法规进行管理。
要高度重视食品卫生工作，把预防食物中毒作为推进营养餐的头等大事来抓。要配合卫生部门对生产营养餐的企业及学校食堂进行严格的审查、把关，并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保证其生产合格的产品。实施营养餐的学校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及操作规范，确定专人管理该项工作。教育行政部门要定期深入实施营养餐的学校对其食品卫生及环境卫生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供应学生营养餐的生产企业必须取得卫生许可证，并根据当地条件，逐步实行资格认定与准人制度。不能让管理混乱的生产企业为学生生产营养餐，不能让名不符实的营养餐、甚至质量低劣的盒饭进入学校。教育行政部门要与有关主管部门对生产营养餐的生产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供应学生营养餐的定点生产单位。一个地区应确定数家营养餐的生产企业作为学生营养餐的定点生产企业，以供学校选择。学校可以在认定的营养餐生产企业中，根据其送餐距离、配餐质量、价格及服务质量等进行第二次选择，但不得在认定的营养餐生产企业以外擅自选择营养餐生产单位。对已经取得学生营养餐生产资格的企业要定期复查，经复查不合格的要取消其供餐资格，凡在供餐期间因其配餐质量问题导致群体性学生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外，还应取消其学生营养餐生产资格。
要为学校实施营养餐创造条件，或与有关部门共同确定营养餐的定点生产企业，或帮助学校改建食堂、培养与培训营养师或有关专业人员、研究制定营养餐食谱等，并积极鼓励学校组织学生食用营养餐，积极引导学生食用营养餐。
要重视和加强有关学生营养餐管理的法规建设。在总结试点经验及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有关学生营养餐管理的法规或法规性文件，使地方各有关部门依法管理学生营养餐，保证学生营养餐健康、稳步、有序地发展。在国家有关法规或法规性文件出台之前，有条件的地方可先行制定地方法规，加强对当地学生营养餐的管理。

简析旅游合同中旅游者的权利和义务

陈福大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出旅游已成为一个新的消费热点。旅游合同作为明确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更是倍受关注。但由于目前立法滞后、立法层次过低，使得在实践中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现象仍时有发生，旅游纠纷频繁出现。本文旨在本着民法平等、公平的原则，通过借鉴和参考各国或地区的立法例，来对旅游合同中旅游者的权利和义务加以初步探讨，阐述本人对此的相关看法。
关键词：旅游者；旅游合同；权利义务
一、何谓“旅游合同”
在学界对旅游合同一般认为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在此方面台湾地区的学者有较多研究，曾隆兴认为“按所谓旅游契约有广狭两义。狭义旅游契约，仅指旅客与旅行业所订旅行及游览契约而言。广义旅游契约则包括狭义旅游契约及旅客运送契约、旅店住宿契约在内。” ；孙森焱认为“旅游合同（Reisevertrag）是指旅游营业人为旅客规划旅程，预订膳宿、交通工具，指派领队带领旅客游览并随团服务，旅客支付报酬的合同” ；林诚二则认为旅游契约为“称旅游者，谓当事人约定，由旅游营业人为旅客提供旅游服务，而由旅客给付旅游费用之契约。” 从各学者所下定义，不难看出后二者均采用了狭义说，而这也正是为各国立法所广泛采纳的。如德国民法典第651a条第1项的规定“根据旅游合同，旅游举办人负有向旅客提供全部旅游给付（旅游）的义务。旅客负有向旅游举办人支付约定的旅游费的义务。”我国合同法征求意见稿第325条“旅游合同是旅行社提供旅游服务，旅游人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 日本新旅游法中称旅游合同为“旅行业约款”，指旅行社与参加包价旅游的旅游者之间缔结的办理旅游业务的合同。 1970年布鲁塞尔旅游国际公约（即ICTC）第1条规定“旅游合同包括有组织的旅游合同或中间人承办的旅游合同。”
综上，笔者在文中所述的旅游合同也将采狭义说，即旅游合同为由旅游组织者向旅游者提供旅游，旅游者向其旅游组织者支付相应旅游费用的合同。
二、旅游者的义务
（一）费用给付义务
这是旅游者的主要义务，至于旅游费用的种类、数额及给付时间，可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台湾地区的学者林诚二认为旅游费用应包括“代办交通、膳宿、导游等必要费用（如代办出台手续费、交通运输费、餐饮费、住宿费、游览费用、接送费及行李费）以及税捐、旅游营业人应收之报酬以及合理之利润。” 前南斯拉夫的《旅行组织合同》中规定“合同规定的全部费用，最后应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如未规定期限，旅客应按习惯做法至迟在交给旅行文件之日向旅行组织者付清旅费。” 在现今实务操作中旅行社一般以缔约时预付为基本原则，也就是当旅游者在旅游前交付费用后，他们就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了。
（二）附随义务
依照诚信原则和旅游合同的特点，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负有一定的附随义务，也可称为“旅客之从给付义务。” 如旅游者有义务及时提交旅游所需相关文件，协助导游安全有序地进行旅游，遵守时间和安全上的约定等。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3条第1项规定“旅游需旅客之行为始能完成，而旅客不为其行为者，旅游营业人得定相当期限，催告旅客为之。”而前南斯拉夫的《旅行组织合同》中的规定更严格、更详细，其要求旅客把组织旅行所必需的全部真实完整的文件，特别是把购买车、船、机票、预订旅馆所必需的个人证件和其他证体以及出入国境所必需的证件交给旅行组织者。且旅客应注意使本人以及证件和行李符合有关边境、海关、货币和检疫的规定以及其他行政性规定所确定的条件。
三、旅游者的权利
（一）变更权
即旅游者可以变更旅游合同，由第三人代为参加旅游，当然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各国或地区的立法上主要有：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4条规定“旅游开始前，旅客得变更由第三人参加旅游。旅游营业人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第三人依前项规定为旅客时，如因而增加费用，旅游营业人得请求其给付。如减少费用，旅客不得请求退还。”德国民法典第651b条规定“（1）在旅游开始前，旅客可以要求由第三人顶替他参加到旅游合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中。如果该第三人不具备旅游的特别要求或者其参加旅游违反法律规定或者行政机关命令，旅游举办人可以对第三人的参加提出异议。（2）第三人参加到合同中的，该第三人与游客作为连带债务人就旅游费以及因第三人参加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对旅游举办人负责。”笔者认为，此权的设立有利于保护旅游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不仅是旅游者的。因为旅游合同从订立到履行之间可能有一定期间，在此期间若出现了旅游者事先所无法预料到的情况，如突发疾病、单位有应急任务等，一谓强调其必须亲身履行合同，势必造成合同无法履行。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下，允许旅游者将合同变更给第三人，能使合同得以继续履行，更使旅游组织者能够获得预期的利润，而无需让双方当事人进入复杂烦人的返还价金、赔偿损失的过程。
（二）解除权
第一，任意解除权。在旅游开始前应当承认旅游者可以任意解除旅游合同，允许其在旅游合同签订后、旅游开始前甚至旅游开始后，均可随时解除合同，且此解除也无须提出正当理由。但应对由此给旅游组织者造成的损失给予适当的补偿。如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9条规定“旅游未完成前，旅客得随时终止合同。但应赔偿旅游营业人因合同终止而生之损害。”
第二，旅游开始前旅行社变更预订的旅程，或提供的给付有瑕疵，且事后拒绝补正的，旅游者可以解除合同。如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9条第1项规定“旅游服务不具备前条之价值或品质者，旅客得请求旅游营业人改善之。旅游营业人不为改善或不能改善时，旅客得请求减少费用。其有难以达预期目的之情形者，并得终止合同。”
第三，旅游者因不可归责于己的事由致不能参加旅游时，可解除合同。如德国民法典第651e条第1项规定“旅游因存在有第651c条所列举种类的瑕疵而明显受损害的，旅客可以对合同发出预告解约通知。旅客因此种瑕疵出于重要的、旅游举办人知情的原因而不能期望旅游的，亦同。”
第四，旅游组织者因天灾、动乱、交通堵塞或政府命令等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致不能给付时，可以解除合同。如德国民法典第651j条第1项规定“旅游因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的不可抗力而明显受到妨碍、危害或者损害的，旅游举办人和旅客均可以根据上述规定的标准对合同发出预告解约通知。”
（三）相关损害的求偿权
损害赔偿在各类消费合同中均是作为一种最基本的补救措施，故求偿权无疑也是旅游者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基于旅游合同所产生的求偿权大致可分为：
第一，物质损害求偿权：主要针对旅游者在旅游中所携带的财物的损失。这类损害在旅游活动中时有发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5971?1995）》导游服务质量 Quality of tour-guide service [标准的附录]若干问题处理原则3的规定“当旅游者的行李丢失或损坏时，导游人员应详细了解丢失或损坏情况，积极协助查找责任者。当难以找出责任者时，导游人员应尽量协助当事人开具有关证明，以便向投保公司索赔，并视情况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人身损害求偿权：在旅游活动中存在着发生人身伤害的可能性。一旦人身伤害发生后，旅游者应有权向旅游组织者主张权利。笔者认为虽然现今都要求在旅游开始前旅行社必须为每位旅游者购买旅游意外综合保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旅游者的上述两种权利，也减少了旅行社相应的风险，但它无形中也为旅行社推诿责任提供了借口。故出于保护弱者的角度，应对其有所限制，当因旅游组织者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上述两种损害时，旅游者可以直接向旅游组织者求偿；当然其的保险权益也应同时转归旅游组织者，这既避免了旅游者在保险索赔时可能遇到的不便，也能使旅游组织者的风险不致过高，同时增强其的服务和防范意识。
第三，基于连带责任的求偿权：旅游组织者应对由其选派的导游、领队、司机等相关辅助人员的行为所造成的旅游者的人身、财产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旅游者应有权对此类损害提出求偿权要求。如林诚二就认为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7条第2项所规定的“可归责于旅游营业人之事由”，应包括因旅游营业人之履行辅助人故意或过失所致之情形在内。 笔者赞同其观点，因为在旅游合同中，旅游组织者既然享有选用旅游服务的相关辅助人的权利，就应承担因其选用不当所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否则作为间接给付性很强的旅游服务，无疑将为旅游组织者逃避责任提供诸多托辞。
第四，精神损害求偿权：旅游是一种以精神产品为主的消费行为，旅游过程中金钱与物的交换只是实现这种精神消费的手段而已。因此，旅游合同的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定会造成旅客精神健康权利的损害。 ICTC对此也予以支持，在其第13条规定，旅游组织者应对因其不履行行为而给旅行者造成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并在其第2项中具体规定了旅客受到人身伤害、财产损害及其他损害的受偿限额。 但我国的民法通则乃至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均未提及关于违约责任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其认为因债务不履行只能产生财产上损害赔偿之债额，而不发生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只有在因侵权行为造成人格权之损害时，才发生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一般对因合同不履行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予认可，如冯建良诉上海中旅假日旅行社合同案 等。笔者认为，对于那些未造成人格权损害的违约行为中的某些特殊个案也应给予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这可视为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的某种例外。因为旅游合同有其特殊性，正如俞宏雷所述其消费的是种精神产品，合同的不完全履行或不履行势必会对旅游者造成精神上的阻滞，带来某种程度的精神损害，如旅游者想通过旅游带来愉悦的目的没有实现，这实质上导致其订约的目的没有实现。当然，在赋予旅游者此种精神损害求偿权的同时，也应防止其滥用权利，如在旅行社无重大过失或故意的情况下不应支持等，以保障旅游组织者的利益。
第五，时间浪费求偿权：这是由于旅游合同的独特性所派生的一项旅游者较为独特的权利，因时间之经过而产生损害赔偿之债。典型的立法例有：德国民法典第651f条第2项规定“旅游无法进行或者明显受损害时，旅客也可以因无益地使用休假时间而要求以金钱作为适当赔偿。”；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8条规定“因可归责于旅游营业人之事由，致旅游未依约定之旅程进行者，旅客就其时间之浪费，得按日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其每日赔偿金额，不得超过旅游营业人所收旅游费用总额每日平均之数额。”除上述立法例外，其他各国鲜有立法，我国对此也未有任何规定。笔者认为，旅游活动多有较强的时间性，且行程安排在旅游合同上已明确，多数旅游者都会依此作出相应的时间安排。一旦旅程因旅游组织者的原因而造成延误，无疑会造成旅游者在时间上不必要的浪费。而在现今高节奏的社会生活中，时间的浪费已经超过了时间经过的本来意义而具有了一定的财产价值。故此权的设立有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会促使旅游组织者更加注意旅程安排，更好地履行旅游合同。台湾地区的立法例有很好的借鉴价值，既保护了旅游者，又防止了旅游组织者过大的风险。

1、曾隆兴：《现代非典型契约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1月（修订三版）
2、孙森焱：《旅游契约之研究》，载《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
3、林诚二：《论旅游契约之法律关系》，载《民法七十年之回顾与展望纪念论文集（一）：总则·债篇》，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4、郑冲、贾红梅：《德国民法典（修订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版
5、张嵩、宋会勇：《试论旅游合同立法》，载《法学》1998年第4期
6、徐跃：《日本的“新旅游法”及其思考》，载《旅游学刊》1997年第1期
7、宁红丽：《旅游合同研究》，载《民商法论丛》2002年第1号（总第22卷）
8、林瑞珠：《旅游契约既定型化之研究》，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年6月
9、[南]维科斯拉夫·什米德：《南斯拉夫法律中的旅游合同》，载《法学译丛》1982年第5期
10、谭甄、董伟：《旅游、演员、广告、搬家、保安等无名合同实务操作指南》，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11、俞宏雷：《诌议旅游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载《法律适用》2001年第3期
12、乔宪志：《’99上海法院案例精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