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课程设置改革及其实施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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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课程设置改革及其实施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课程设置改革及其实施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
为贯彻十五大精神，落实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教社科〔1998〕6号），经研究，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积极贯彻“深化‘两课’教学改革”要求，改革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课程设置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课程是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对自学应考者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十几年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哲学、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较好地贯彻和体现了
这一要求，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中宣部、教育部教社科〔1998〕6号文件，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考办）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论证，决定改革公共政治课课程设置。新的课程设置方案参照普通高校“两课”课程设置及其基本内容，努力做好邓小平理论“进
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同时结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特点，认真总结经验，规范课程设置，修订教学基本要求，使其既适合自学，又能使考生终生受益，同时注意与现在开设的公共政治课的过渡与衔接，做到结构合理，功能互补，减少重复。
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课程设置
（一）专科和本科（基础科段）设置
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3学分）
2、“邓小平理论概论”（3学分）
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2学分）
（二）本科（本科段）和独立本科段经济类专业设置
“毛泽东思想概论”（2学分）
（三）本科（本科段）和独立本科段非经济类专业设置
1、“毛泽东思想概论”（2学分）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3学分）
“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列入“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考试大纲，并在考试中占10％的分数。每年4月份考试范围为上年9月1日至当年2月末的国内外时事，每年10月份考试范围为当年3月1日至8月31日的国内外时事。
三、加强公共政治课课程考试大纲、教材建设
为适应需要，全国考办要抓紧、抓好新课程的课程考试大纲、教材建设工作。新的大纲、教材在内容上要体现中宣部、教育部对“两课”课程设置改革的要求，同时要兼顾自学考试的特点，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全国考办要组织力量，在教育部社会
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的统一规划和指导下，编写高水平、高质量的大纲、教材，并按时出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委要与全国考办步调一致，互相配合，切实做好新大纲、教材的供应工作，保证考生及早拿到，以利他们学习。
四、实施新课程方案的时间安排
1999年为过渡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学考试办公室要向考生公布并广为宣传。现在的“哲学”、“中国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含财经类）为最后两次考试。从2000年上半年考试开始，各地必须遵照全国考办2000年统考课程考试时间安排表，组织考生参加改
革后的公共政治课课程考试，原则上不再安排现行公共政治课课程的考试。
五、关于现有课程与改革后的课程衔接
专科和本科（基础科段）的考生，凡公共政治课已达8学分的，不再参加新课程的考试；只通过“哲学”课程考试的考生，须参加“邓小平理论概论”和“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课程考试；只通过“政治经济学”课程考试的考生，须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法律基础与思
想道德修养”课程考试。从2000年起报名参加专科和本科（基础科段）自学考试的新考生，必须按照改革后的方案，参加公共政治课的学习、考试。
本科（本科段）和独立本科段的考生，凡公共政治课已达4学分的，不再参加新课程的考试。凡未通过“中国革命史”课程考试的考生和新报名参加本科（本科段）和独立本科段自学考试的考生，必须按照改革后的方案，参加公共政治课的学习、考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学考试办公室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领导，认真部署，组织力量扩大宣传，保证这次改革的顺利实施。
1999年2月10日
新闻背景：《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５日报道了一起严重的人身伤害案件，２７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于３月１７日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其后三天他还历经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最后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１０点２５分不幸去世。救治站说孙志刚死于心脏病突发，而孙志刚的父亲委托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４月１８日所作的鉴定则表明“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孙志刚是被打死的！经媒体揭露此事后，至5月12日止，公安机关先后抓获李文星、李海英、张明君、李龙生、周利伟、何加洪、洪权才、韦延良共8名涉嫌殴打孙志刚的犯罪嫌疑人；涉嫌指使殴打孙志刚的救治站护工乔艳清、吕鹏、乔志军、胡金艳、刘全有也已抓捕归案。同时，检察机关已对涉嫌渎职犯罪的有关人员立案侦查。目前，收容救治站的负责人、当晚值班医生彭红军和当晚值班护士曾伟林已被逮捕，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等已被刑事拘留 。像孙志刚之死这样的惨剧，在中国恐怕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早在两年前的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８日，事发地点还是在广州，《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在报道时间上只差两天，就报道过那起令人发指的苏萍被轮奸案，受害人苏萍也是被警察作为所谓“盲流”收容。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３日《南方周末》的报道《“教授嫖娼致死案”疑云》的程树良之死，警察以嫖娼为由非法限制一位回乡奔丧的教授程树良的人身自由，随之不明不白的死亡。而就在上个月的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０日媒体再次惊暴一位叫黄秋香的女孩，在湘潭被警察以卖淫为由收容毒打，因为投诉而被再度拘留。
保护公民权利呼唤治安法院
杨涛
在一个法治国家，保护公民权利和限制公权的滥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一个中立无偏的机构对公权的行使进行及时迅速有效的审查，这种审查不仅是事后的,而且是事中进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面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
在我国，公权的行使却是随心所欲，缺乏应有的制约与监督。在行政公权领域特别是警察权的行使，在涉及限制乃至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上，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无任何中立无偏的机构介入，行政拘留、劳动教养、强制戒毒乃至某些地方的收容遣送等等行政措施上存在太多的暗箱操作，公民的涉案无法得以公正和公开的处理，在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犯时也根本无法及时求援，最多在事后求救于行政诉讼。于是乎，在此过程上随意剥夺公民人身权利、殴打乃至草菅人命事件不时入耳，成为当今社会的痼疾。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司法公权的行使上，刑事拘留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而且最长达到37天，检察机关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自行决定刑事拘留、逮捕，都无须中立无偏的机构审查，于是乎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也是屡见不鲜。虽然我国对行政公权、司法公权的滥用作了一些事后救济的规定，且不说这些救济是否有力，就是得以救济，人的自由、健康乃至生命的侵犯是事后无法予以弥补的。
然而，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公权的滥用特别是对人的自由、健康、生命的无端践踏鲜有耳闻，即使得到侵犯也能得以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这并非 西方人的思想觉悟高，乃是制度设计使然。
首先让我们来看他们对于犯罪的理解，我们国家立法者认为犯罪存在定性与定量的问题，即认为判断某行为是否犯罪，不仅考虑其性质上是否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造成了损害而且考虑其量上的程度，例如盗窃要达到一定数额、伤害要达到一定伤残等级，即哲学上讲的量变得以质变。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列入一般违法行为，接受治安处罚。但在西方国家，犯罪却没定量标准，犯罪可分为重罪、轻罪、违警罪。像超速驾驶、不按规定地点停车在我国是明显一般违法行为也被认为是犯罪。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东方人的法文化观念中，犯罪是一种会给人带来终生耻辱的烙印，因此要尽量提高犯罪的底线。西方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并不在于此，西方人出于对公权力的深深疑惧，要强化对公权特别是警察权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警察对任何公民剥夺财产、自由都必须经法定程序由中立的法院进行。这种传统最早可渊源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的规定：任何自由民非经合法程序不得被逮捕、监禁、放逐、没收财产。由此不难理解警察无自行剥夺和限制公民财产、自由的权力，无所谓治安处罚，当然无须规定一般违法行为，凡是需要用剥夺和限制公民财产、自由来处罚的公民违反法律的行为都是犯罪，都要列入司法审查。
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对于类似我国犯罪的行为的重罪是由刑事法院或重罪法院来审判，但对于相当于我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的轻罪、违警罪的审判及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的审查、批准则由治安法院来担当。对轻罪、违警罪作出的监禁、罚金的刑罚及保安处分措施都由治安法院作出，警察无权作出任何剥夺和限制公民财产、自由的决定。其次，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的行使必须得到治安法院的令状许可，情况紧急时可无证逮捕，但一般至迟要在48小时内送至治安法院进行审查。此外，有些国家治安法院还担当了预审功能，主持证据交换、决定是否批准将案件提起公诉。
然而，在西方国家充当着公民权利的保护神的治安法院在中国是闻所未闻。为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为了效率，我们给了公权大太的权力，却太少的监督与制约，听凭公民的权利无端践踏，而无法救济。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建立治安法院。
建立治安法院并不需要改变我们的犯罪概念，关健在于树立保护公民权利的理念，某一行为确定为一般违法行为还是轻罪、违警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该行为的处罚要由中立无偏的机构??治安法院来进行。其次，行政机关特别是警察机关所有的限制与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与措施??治安处罚、劳动教养和保安处分措施（如强制戒毒、收容遣送等）以及剥夺较大财产及其他重大权利都必须不迟延送至治安法院审理或批准。司法机关对人身自由限制的强制措施必须事先得到治安法院批准，情况紧急的在采取后必须及时移送治安法院审理。在治安法院审理一切案件公民都有权得到有效的参与、辩护，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充分理由。再次，在不改变现行的总体司法体制下设立治安法院，中央一级仍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导，省以下与普通法院系统分列，因为治安法院与普通法院合署，可能使强制措施批准与案件实体审理于一身，难免先入为主，丧失中立性。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扫雪铲冰管理的规定》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112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扫雪铲冰管理的规定〉的决定》已经2002年11月5日市人民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刘 淇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扫雪铲冰管理的规定》的决定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扫雪铲冰管理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证降雪天气以及降雪后车辆、行人通行安全和市容环境整洁，根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制定本规定。”
二、第二条修改为：“市和区、县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扫雪铲冰工作的组织落实和监督检查。
“市气象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提供雪情及天气预报。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疏导道路交通，并保障除雪作业车辆和公共交通车辆通行。”
三、第三条修改为：“遇降雪天气，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责任地段的扫雪铲冰工作。
“居民居住地区，包括胡同、街巷、住宅小区等，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组织居民做好扫雪铲冰工作。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
四、第四条修改为：“昼间降雪的，单位、个人以及环境卫生专业作业单位应当随时清扫。夜间降雪的，主要道路的冰雪，环境卫生专业作业单位应当在次日7∶30时前清扫干净；其他责任地段的冰雪，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次日10时前清扫干净。清除的冰雪，应当整齐堆放在不妨碍交通的向阳处所，保证责任地段内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含有融雪剂的冰雪不得堆放在树坑和绿地内。”
五、第五条修改为：“环境卫生专业作业单位对主要道路除雪时，应当使用符合有关规定标准的融雪剂产品除雪，防止车辆在主要道路上因冰雪打滑形成堵塞，并协助责任地段的单位做好扫雪铲冰工作，及时清运清除冰雪，维护市容环境整洁。”
六、第六条修改为：“未按照规定完成责任地段扫雪铲冰工作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责令改正，并处责任单位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七、删去第七条。
八、第八条改为第七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4年3月1日市人民政府第3号令发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扫雪铲冰管理的规定》根据本决定修正后，重新发布。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扫雪铲冰管理的规定
（1994年3月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3号令发布
根据2002年11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12号令修改）
第一条为了保证降雪天气以及降雪后车辆、行人通行安全和市容环境整洁，根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市和区、县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扫雪铲冰工作的组织落实和监督检查。
市气象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提供雪情及天气预报。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疏导道路交通，并保障除雪作业车辆和公共交通车辆通行。
第三条遇降雪天气，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责任地段的扫雪铲冰工作。
居民居住地区，包括胡同、街巷、住宅小区等，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组织居民做好扫雪铲冰工作。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
第四条昼间降雪的，单位、个人以及环境卫生专业作业单位应当随时清扫。夜间降雪的，主要道路的冰雪，环境卫生专业作业单位应当在次日7∶30时前清扫干净；其他责任地段的冰雪，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次日10时前清扫干净。清除的冰雪，应当整齐堆放在不妨碍交通的向阳处所，保证责任地段内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含有融雪剂的冰雪不得堆放在树坑和绿地内。
第五条环境卫生专业作业单位对主要道路除雪时，应当使用符合有关规定标准的融雪剂产品除雪，防止车辆在主要道路上因冰雪打滑形成堵塞，并协助责任地段的单位做好扫雪铲冰工作，及时清运清除冰雪，维护市容环境整洁。
第六条未按照规定完成责任地段扫雪铲冰工作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责令改正，并处责任单位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七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