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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视野中的法哲学研究

贡太雷

摘要：以宏观的人文视野来解读法哲学，揭示了神话、宗教、希腊悲剧与法哲学的关系；并由此对中西法哲学观进行了比较研究。

关键词： 人文视野 法哲学

法哲学从根本意义上是人类对要求过秩序生活的精神理念的反思，是作为个体或共同体的人对自身生存的负责——面对世界的无限性、将来的未知性，作为有限的人要求安定的努力。即理解过去，预测将来，实现当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哲学的思考也就是人对如何过好秩序生活的思考。
一、神话与法哲学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的神话，但它们有着共同的东西；不管是东方的女娲，还是西方的诸神都体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虚构”，是人类面对一个客观现象而没有能力理解同时又非理解不可，于是流传些故事来说明。如果不借助相关的虚构故事来满足自己的知性需要，就只能生活在未知的恐惧之中。【1】
在世界的初期，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便极想借某种东西与大自然沟通以求内心的安宁。因为自然若是无法沟通的、非人性的，那么脆弱的人类将无所适从，这就是神话的功用，也是为什么东西方哲学的前端都是自然哲学的原因。当时人的行为的尺度就是合乎自然，顺守自然；因此当时的法哲学思想也只能从自然中寻求，人的正确生活就是自然地生活。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说过：“自然是一切存在之目的，之终极，之首善所在……城邦是自然成长的产物，人因其本性而成为趋于城邦的造物”。【2】 当然这一点也引发了后来的“社会契约”的思想。在东方，《周易》的基本原则就是观察自然规律，安排人的言行。《尚书》中提到的“洪范•九畴”，从自然材质谈到人类属性，从天象规律谈到政务规划，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亦即人群组成国家是为了体现绝对正义。
由此，神话是各民族用来说明自身起源的方式之一，它建构了某种象征意义上的原型，深化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人的欲望；这都是从神话中学到关于人的东西。可以说法哲学作为一种关注人自身生存发展的理性建构，从神话中取了最初的动力。
诚然，有了神话的说明，人们对于世界上各种怪诞的事情就可以理解，可以在现实中安定。神话展现了人类对永恒的向往，从中发展出生命的普遍的永恒的层次、寻求世界的真实和正义。这就提出了现实中的人如何生活的问题，也就涉及到了宗教。
二、宗教与法哲学
如果说法哲学解决了现实的人生存问题，是理性的或是科学的；那么宗教则关注人类的永恒，是完全信仰的。近代以来科学发达，人们推崇理性至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对宗教有一些批判；但必须说明的是，某些宗教题材超越了理性所能判断的范围。歌德就说过：“知解力高攀不上自然，人只有把自己提到最高理性高度，才可以接触到一切物理和伦理的本原现象所自出的神。”【3】而且宗教本身也有一种独特的威力，堕落的受苦受难的人往往借此来提高精神价值。从这一角度看，宗教已经和哲学达到了同一层次；宗教与法哲学在对待“人之为人”问题上两者是相容的。
“倾向神的理性只管在变化发展中的活的事物，而知解力只管它所利用的、已成的、凝固的事物”。【4】宗教属于神的理性范畴；法哲学则关注现世的，强调人的理性生活。宗教的诉求比法律更高，要求的是更完美的人格表现；宗教考虑的是全人类，而法律侧重于个体的独立、完善与安定。宗教有种超越性，指出了人之不完美，这必然对法律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和提升作用，让后者更加完美化，因为后者往往迁就于社会本身结构和其内在困境。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法哲学具有了宗教情操，尤其西方宪政思想大都有着神圣的超越性背景。考文说过：“美国宪法合法性、至上性以及对它尊崇的要求，同样奠基一个共同的、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即人们深信有一种高于人间统治者的意志。”【5】在法哲学发展史上，斯多葛派提出了不同于亚氏的“自然正义观”的“自然法”——人类通过上帝赐予的理性能力和诸神一道，直接参与这种秩序建构。
法哲学的这种宗教情操，是对人及其制度的超越性的、神的正义的一种反映。柏克曾说过：“有一种东西并且只有这种东西恒久不变，它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并且也将存在于这个世界自身的组织结构之中，它就是正义。这种正义起源于上帝驻留在每个人的胸中”。【6】纵观西方政治发展，一以贯之的正是这种超验的宗教维度的法哲学思想：在中世纪，当一个统治者下令行上帝禁止之事，一个基督徒有义务采取消极的不服从；在改革时期，这一宗教情操又增加了理性标准，而上帝是最高理性；在近代不管是洛克的思想还是康德的理论，都承认对自主领域的公开确认与保护，这是上帝的法律即理性和自然法都说明了它的正确性。
三、悲剧与法哲学
法哲学让我们在政治共同体内有自主、自由、安定，生活的价值；文学则给予生命以安慰与同情，指导我们融洽生活。在能让人生活得有尊严、生活得高尚方向上，法哲学与文学便有了共通之处，尤其希腊悲剧对法哲学更有意义。
在西方法哲学的源头上可以看到希腊悲剧。莎士比亚说：“戏剧的目的在于：
为自然鉴镜，为道德照见自身的相貌，为当时代映出其状态迹印”。【7】 从希腊悲剧中可以看出希腊人对于宗教、社会、国家、个人、政治、战争究竟抱有何种态度。在古希腊人宗教里对于人与神的界限是不分明的，而希腊悲剧又恰恰在于展示：神谕昭示出人的命运，人越挣扎，就越陷入罗网，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悲局，这就让我们感到命运是人的主宰；但是另一面它也展示了万能的命运不仅控制人也管理着神，连神也不能违背，就连普罗米修斯这位先知之神也得承认。【8】但如何解脱呢，索福克勒斯认为，这个世界是被一些神圣的法则所规范的，这些法则的存在将是永久的；尊敬它们，是最上的智慧，是避免厄运的最好保障。而且它把宗教与道德连接起来，凡是人类不善的行为，都是神所不能容忍的，都要受到神的处罚。【9】
希腊人的人生观念、政治生活在悲剧中得以完美体现：在悲剧中，希腊人首先解释什么是一个快乐的和完全的人，并认为这样的人必须有健全的身体和健康的灵魂；认为秩序与和谐是善的品行，而骄傲为极度的自满、野心为非分的希望,都是希腊人所痛恨的,是为神所不容的。善和美是人类的两大理想，这样悲剧就有了社会教化作用。亚氏认为，“悲剧是模仿一个严肃而本身完整的行动……以剧情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感，借此达到此等情绪之净化”。【10】黑格尔对亚氏的格言作了新解释：“在单纯的畏惧和悲剧的同情之上还有和解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悲剧通过永恒正义的景象而提供的，永恒正义有绝对的权力来处理各种片面的目的和情欲的相对合理性。”【11】这样，悲剧的内部矛盾的最大化最后由永恒的正义或超越主人公的片面正义之上而达到和解。
在悲剧中，我们看到了两点：一是人即使是面对着无穷的宇宙或各种人生的无奈时，还是要坚定地活下去，这是因为人的内在有一种尊严。二是悲剧是冲突的矛盾集中化，而各种矛盾又是各个人物自己的正义观体现，其冲突解决只能由永恒正义来和解。所以，悲剧中展现了人的尊严也揭示了某种永恒的正义，这当然也必然对法哲学在方法上和内涵上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中西法哲学观的比较
法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哲学，两者的目的都在于追求现实共同体的善，都在于解决现世的人与人的问题。下面的论说将建立在法哲学等同于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
不管我们说西方“法治”，还是中国“人治”或“仁政”（梁启超语），我们都必须首先了解中西政治哲学、法哲学的发展路径。西方与中国的文化起源，都是以自然哲学为开端，而后转为关注人自身的哲学；都以神话解决了人的起源问题。可不同的是西方后来由宗教来解决人的未来，通过来世来安定现世的人；而中国却发展了某种伦理道德来解决之。西方承认人的人性和神性，以神性来指导人性；而中国尤其儒学发展的伦理首先抛弃了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以礼乐安定人间秩序，以礼乐协调人际情感，以祭祀祖先作精神依托；对于人的将来，孔子认为人性向善，通过不断学习而达到人生的目的。即“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
从宗教上看，若以某种宗教派别来看，中国是不存在宗教的，中国人自古都不敬畏鬼神，鬼神只是我们用来完成我们目的、价值的手段罢了。但若谈及宗教情操，东西方是有共同之处的：西方宗教表现了人们对于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一种集体关切，是一种对于超越价值的共同直觉与献身。【12】在中国儒学则强调伦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适当距离的实现。儒家首先讲自我，即一个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然后到人我互动，强调礼法与情义——法是基本规范，礼则是较高尚的安排；而且礼又必须扎根于人的情感，即“仁”——自觉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可以抉择但必须对自己的抉择负责；承认自我与他人之间有密切而对等的关系，由此展开情与义，人才达于至善，“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达到圣人。
此外，东方哲学观是乐观的，相信可以靠人自身努力、人与人的关系协调逐渐达到人间太平。而西方从人神两分观开始直到现在都认为，人只有通过理性也唯有通过理性才能逐渐让人世间幸福，而现世终不会是完美的，结果西方的哲学观总体是悲观的。这样，西方的法哲学崇尚神性，崇尚理性，崇尚自然，通过人、“神”两分来建构现实生活；而中国始终（虽然后来受佛学冲击，儒、佛二者经过相互扬弃、消化，但还是未能改变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方向）是由现实的人出发，由人与人的关系协调来建构整个社会。因此西方的法哲学是由神的理性和正义而界定人和社会的正义和理性，由来世界定今生；中国的法哲学则是由人出发来解决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建构，不须超验性的证实，相信今生而少谈来世。另外或许重要的是，中国的法哲学不是封闭的，它具有包容性；但缺少理性建构，不反思和记忆自己的传承。
从现实上看，由于中西法哲学思想的差异导致现实中政治与社会发生变革时的情况也迥异：西方的政治、法律已融入个体的日常社会生活，社会在转型时由于其变革受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惯性影响会显得平和。中国的社会生活已完全政治、法律化，政治、法律的风吹草动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动荡。这或许是中西方法哲学思维方式上最大的差别：一个政治法律社会化，一个社会政治法律化。
法哲学本质上就是政治哲学，是对人、对人与人关系共同体的思考。或许出发点不同，但基于人的共通性，法哲学也应是共通的，毕竟在浩瀚广漠的宇宙中人终有不安、终要寻根、终要对将来有所希望、对现世要求秩序，这正是一切法哲学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哲学与人生》（台）傅佩荣：东方出版社 2005.98.
【2】《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苗力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28.
【3】【4】《歌德谈话录》（法）爱可曼：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183.184.
【5】《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美）爱德华•S•考文：强世功译 三联书店 1997.5.
【6】《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美）弗里德里希：周勇等译 三联书店1997.17.
【7】【8】【9】《西方文学研究》（美）柳无忌：中国友谊出版社 1985.49.58.64.
【10】【11】《西方美学史论丛》汝信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151.162.
【12】《法律与宗教》（美）伯尔曼：梁治平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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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抵押担保司法解释的若干法律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于二OOO年十二月八日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该解释）。该解释对《担保法》在实施过程中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解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该解释的有些规定仍值得探讨，本文仅对该解释中关于抵押的部分发表一些个人观点与同仁探讨。
一、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谁更优先。
该解释中明确规定在同一财产上同时存在抵押权和质权或者抵押权和留置权时，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优于质权，留置权优于抵押权。笔者认为这样规定太绝对化，没有对各权利形成的时间及是动产权利还是不动产权利等方面加以考虑。
（一） 动产质权与动产抵押权共存的情况。
该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于质权人
受偿。”该规定中没有区分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设定的时间顺序对各权利的影响。由于《担保法》本身并未规定这两种权利之间谁更具优先性，因此该规定的含义明显超出了《担保法》关于抵押权与质权均具有优先性的规定，其它民事法律也无类似的规定，最高院的解释属扩张解释，但笔者这样规定有失偏颇。
先设定法定登记的抵押权后设定动产质权的情况。由于该抵押权在先且也登记在先，此抵押权优先于后设定的动产质权较合理。因为该抵押权已经登记，它具有一定的公示性，所以质权人在同意以此动产质权担保时可以或者应当知道该动产已经被抵押，质权人在同意该动产质权担保时应当预见到优先受偿的难度。而且即使同是抵押权，登记的抵押权优于未登记的抵押权，先登记的抵押权优于后登记的抵押权。此时将该动产质权与抵押权放在并列的地位作比较，也可得出该抵押权优于该动产质权的结论。
先设定动产质权后设定法定登记的抵押权的情况。该解释第七十九条将此种情况也纳入了它的调整范围似有不妥。首先，动产质权与法定登记的抵押权均具有优先受偿性，《担保法》本身并未规定谁更优先，该动产质权在该法定登记的抵押权设立前已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后设定的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产生的对抗力只能向后发生，否则出质人与其他债权人将动产质物恶意进行抵押登记，将如何应付？其次，该解释规定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优于质权，上个重要理由是经过法定登记的抵押权具有公示性。但我国现行的登记制度并不完备，该公示性是应当打折的。而动产质权的形成也必须以付质物为生效的条件，交付同样也具有公示性，现在从一定意义上讲交付的公示性并不比登记的公示性弱。再者，因为质权的生效以实际交付为前提，质权人在占有质物的过程中还负有保管质物的义务，所以质权人承担的风险较大，并且质物实际交付后还可有效防止出质人恶意转让或者损坏质物。
（二） 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共存的情况。
该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同一财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在动产抵押中，由于抵押物实际上仍被抵押人占有，该抵押物的状况容易随抵押人的意志改变而改变，该规定也未区分各权利形成的时间将其一概而论似有不妥。当然这样规定有可操作性强的有利一面，《担保法》的解释者也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先成立留置权后设定抵押权的情况。在此情况下，留置权优于动产抵押权本人持赞成的态度。首先，留置权是法定产生，且具有很强的公示性，在后设定的抵押权产生之前已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其次，留置物未交付给债务人之前，从一般法律意义上来说债务人还未取得该留置物的所有权，如债务人在该留置物上设定抵押权则该留置物属于所有权有争议的财产，即使将其进行抵押也无效。其三，即使抵押有效其也只应当产生向后的对抗力。最后，动产抵押无需转移对动产的占有即可设立，抵押权人无须承担抵押物灭失的风险，而留置权则以实际占有为前提，留置权人承担的风险比抵押权人要大。此时，留置权如优先于抵押权还可以防止债务人恶意地将留置物取走。
先设定动产抵押权后成立留置权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很少见。但如果债务人将已经抵押的动产交给留置权人进行加工、添附或者与其它物品混合，原抵押物不能认定为当然地消失，而是改变了存在的方式，且多数情况下还升值了。由于加工、添附、混合后物品不能脱离原抵押物而存在，因此加工、添附或混合后的新物品中应当包含了已经被抵押动产的价值。虽然存在形式改变了，但是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价值共存。此时若债务人拖欠加工费等，则会产生以上情况。笔者认为，此时动产抵押人有权对加工、添附、混合后的新物品价值主张优先权。在该情况中，从保护留置权人的生产成本（有工资或劳动报酬在内）的角度看，留置权仍优于动产抵押权，本人持赞成态度，但留置权的价值内涵不仅仅是生产成本，仍包括留置要权人的盈利在内，这种盈利权与抵押权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还有，如果出现留置权人与抵押人合谋恶意将抵押物进行加工或以其它方式来制造一个留置权怎么办？这种恶意的行为显然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例如：台湾《动产担保交易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抵押权人依本条规定实行占有抵押物是时，不得对抗依法留置标的物的善意的第三人。”笔者认为我国的担保立法应当对恶意的留置权进行限制，增加留置权如优先于抵押权应以善意为前提的内容。否则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全面保护，况且此情况如产生，对抵押权人来讲举证之难是可想而知的。
二、抵押登记的效力。
该解释的第五十条规定“以担保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的，抵押财产的范围应当以登记的财产为准。抵押财产的价值在抵押权实现时予以确定。”另外该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这两条规定中均明确了一个意思，即抵押财产的范围以登记记载的为准。笔者认为，这样解释不利于对抵押权人利益的完全保护，至少应当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一） 该抵押权的生效是否以法定登记为必要条件。
《担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以其他财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抵押合同的生效，并非都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在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抵押合同中，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的内容只能对登记的抵押物主张权利，这无可争议。而在不需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抵押合同中，只要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签订的抵押合同是有效的，抵押权就已完全合法存在，抵押合同双方约定抵押物的范围也已生效，无论当事人是否将抵押物进行登记均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而该解释第六十一条将此情形也包括进去似有不妥。如果抵押人自行将抵押合同中约定物品部分进行登记或者登记机关在登记中产生了错登或漏登的情况，则会产生抵押权得不到完全保护的情况。这显然降低了抵押人的责任，也与当时双方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相违背。因此在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抵押合同中，如果抵押合同中约定的抵押物价值大于登记抵押物的价值，那么抵押物的内容应当以约定的为准，除非该登记是抵押权人自行为之的。
（二） 该抵押权的行使是否涉及优先权。
在不需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抵押合同中。当登记的内容与约定的内容不一致时，仅从《担保法》本身的规定及法理分析来看，约定的内容自始就是有效的。如果出现以下类似的情况，那么该抵押权在约定部分物品的优先受偿性，应当受到限制，但抵押人的担保义务仍需履行。例如，在该某物品上抵押权与动产质权竟存时，抵押权人要优先质权人受偿，则只能以登记记载的内容来优先于质权人受偿。而未登记的内容可以与质权作为同一顺序的担保债权优先于其他一般债权人受偿；或者以登记的内容与质权一起优先受偿，未登记的部分可与一般债权作为同一顺序债权按比受偿。尤其在该物品上只设立了一个抵押权，没有与其他担保物权相冲突，抵押人也无其他债务，该抵押约定物品的价值大于抵押担保的债权价值，抵押权人仅向抵押人主张担保义务，抵押人应当履行，而不能以未登记为由来取消未登记部分的效力，以减轻抵押人因约定而产生的担保责任。
综上的述，该解释第五十条和第六十一条这样规定有其可操作性较强的一面，但我国现行的抵押登记制度并不完善，尤其“未建工程和在建工程”由哪个部门进行登记很不明确，现实中漏登、错登、难登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实际操作中产生的这些弊端应当予以充分考虑。当然要使得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更合理及完善我国的抵押担保制度，仅仅一部《担保法》是不够的，同时必须对抵押登记机关的机构设制、人员的职责、登记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予以完善。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在房地产市场发展时间较长的国家的立法中有许多是可以借鉴的地方。
三、对该解释第47条的理解。
该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以依法获准尚未建造的或者正在建造中的房屋或者其他建筑物抵押的，当事人办理了抵押物登记，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抵押有效。”该规定的出台，为期房抵押提供了较明确的原则性的法律依据。《担保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将抵押时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押。”因此土地使用权被抵押的土地上房屋理论上也属于抵押物，如仅办理了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房屋完成后开发商应当将此房屋继续抵押并办理相关登记。而《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以下简称286条款）。该解释第四十七条的出台，就使得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性与建筑物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性的冲突更加尖锐。
如果开发商一方面以将要建造的期房来设定抵押权以取得银行的贷款，可当贷款归还期满却无力归还贷款，则银行可以向开发商所建的工程主张抵押权以优先受偿；另一方面，开发商又无力支付建筑承包人的工程价款，则承包人可依据286条款向该建设工程主张优先权，那么依照法律规定银行和承包人对该工程拍卖或者折价后的价款均有权主张优先受偿，但这两种权利谁更优先，法律还无明文规定，当然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这两种权利可以按比例受偿。
但从这两种权利所保护利益的不同，笔者认为286条款所规定的建设工程的价款的优先权应优于银行的抵押权，属最优先权。建设工程的价款主要由承包人的劳动报酬组成，甚至可以说该劳动报酬是该建设工程价值的组成部分，“依劳工法之发展趋势而言，凡处于从属地位为他人服务者，就其工资及类似之债权，于雇主破产时均享有最优先之受偿权”。（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第351页）而抵押权人的利益则属于一般债权人利益，从此角度笔者认为建筑工程的价款应优于抵押权受偿。
另外，从权利性质的角度看，建筑工程的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规定的，是法律直接赋于承包人的一种权利；而抵押权则是依法约定而产生的。一个属于法定权利，一个属于约定权利。建筑工程价款的优先性与留置权的优先性相似，只是标的物一个是不动产而一个是动产，但均属于国家为主动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而设定的，而抵押权则是由权利人自行约定而产生的。可以说建筑工程价款的优先权是一种法定最优先权，而抵押权则不具有这种性质。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095条规定“优先权为依债务的性质而给予债权人先于其他债权人甚至抵押权人而受清偿的权利。”这里将优先权和抵押权区分开车来，且优先权是优于抵押权的。笔者建议在将来的民法典中借鉴此规定。

作者：江西才亮律师事务所 李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