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开发银行与交通银行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

上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合作议定书
下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委内瑞拉共和国政府关于委内瑞拉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总领事馆的协定（1996年）

由《证据的叹息》看犯罪“故意”问题
——由余英与杨英之间的伤害案说起

杨德寿/郑州怡龙律师事务所


摘要：一起发生在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伤害案一波三折，甚至引起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关注。然而，无论从一、二审法院的审理还是从《今日说法：证据的叹息》的讨论，都未涉及到本案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故意”问题。法律上的“故意”不能脱离行为人所能预见到的后果而孤立地进行解释，“故意推”不等于“故意推倒”，更不等于“故意伤害”。此外，本文附带提到有关司法机关执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并对这一问题表示忧虑。
关键词：故意，故意推，故意推倒，故意伤害，证据。

一、概述
中央电视台近期《今日说法》分两期报道一起案例《证据的叹息》。就该案件本身所涉及的刑法理论问题、民法理论问题以及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不能不引起本人的深思和忧虑。为了更清楚地就本案展开讨论，作者不得不花费较多的笔墨将本案事情发生的结果（因过程有争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两级法院审理过程中对这些证据的态度以及判决结果等交待如下：

二、本案之伤害结果、以及一、二审刑事诉讼过程①
四川省阆中市的余英和杨英原是好朋友，1999年11月8日中午，杨英路经余英的小卖部时说自己还没吃早饭，想向余英借点钱，正好杨英以前买过9元钱的鸡蛋送给余英，所以余英说你不用借，我把鸡蛋钱还给你就是了，并拿出了10块钱给杨英。而杨英只要9块，不要10块，余英说多1块钱没关系，不用那么客气，二人就这样相互谦让着。突然，杨英从小卖部的台阶上摔了下来。余英和丈夫赶紧叫了一辆三轮车将杨英送到了阆中市人民医院。经诊断，杨英右腿粉碎性骨折，需住院治疗。
杨英入院时身上没有钱，父母也去了外地，她便请求余英夫妇先垫付医药费。余英夫妇向杨英伸出了援助之手。后来，因支付不起医药费，余英欲将摔伤的杨英转到另一所医院，杨英也写了转院申请。申请的第一行写道：我因不慎跌伤到医院治疗。就在余英夫妇将杨英转到另一家医院的同时，杨英的父母也回来了。而本想松口气的余英夫妇，此时却听到了令他们震惊的消息，杨英四处散布自己是被开小卖部的余英故意推倒的。
之后，余英夫妇一气之下将杨英告上法庭，要求杨英偿还为其垫付的医药费2500元。从此，双方在是好人好事还是故意推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执，为此反目成仇。2001年，杨英以被余英故意推伤为由向公安局报案。2001年11月，阆中市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余英起诉到阆中市人民法院。检察院认为此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案发时的真相，但他们收集的三个间接证据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杨英是被余英推倒致伤的。这三个间接证据是：1、杨英的原始病例；2、与杨英住在同一个病室的邢邵阳、李兰英夫妇的证言；3、医院的护士李逾的证言。
原始病历上有杨英入院前两小时被他人推倒的记录，但记者又在另一份病例上看到了杨英是因不慎摔倒而住院的，而且这两份病例都是同一个医生写的。这位医生在一份调查笔录中说，杨英说话很反复，一次说是被人推倒的，一次又说是自己摔倒的。邢邵阳、李兰英夫妇的证言，他们证明杨英写的那份自己不小心摔倒与他人无关的说明，是被余英逼着写的，而余英的律师赵刚却说这是一份伪证，调查显示这对夫妇接受了杨英的钱物。护士李逾的证言证实，她去看杨英的时候，杨英向她哭诉，说是余英把她推倒在地。李逾的证言也是通过杨英口述得来的。记者曾意外得到一份李逾亲笔写的书面声明。李逾写到，我对这件事根本不清楚，派出所取证时，我差不多每句都用了估计或可能之类的话，但取证人员根本没有将这些字写上去。因我和余英关系不好，所以取证人员坚持没写估计之类的话时，我也没有深究便签了字。
就在检察机关提交的这些间接证据倍受置疑的情况下，余英的辩护律师赵刚却说当时有两个人目击了事发的全过程，并已做了书面证言。一个目击者是民工岳中伟，另一个是审计局干部官承权。由于岳中伟到外地打工去了，记者没能采访到他。只在对岳中伟的调查笔录中看到了这样的话：我经过大门口时，听到一个女的说我只要9元，不要10元。说着就往下退，退了两个坎坎一屁股就倒下去了。当时岳中伟停留在大门口处，对面十几米远就是事发现场。余英家的小卖部按理说应该能看得很清楚，但这份证言竟未被采信。对此，阆中市人民检察院的理由是该笔录的调查人与本案无关，他们既不是本案的辩护人，也不是本案的其他人员。
官承权在调查笔录中这样说到：事发那天中午，我吃过午饭后在阳台上洗碗，听到外面两个女的说话。我看到柜台里的那个女的给柜台外的这个女的拿了一张钱，然后柜台外的那个女的就要离开，她转身向右向下走，脚一下子就崴了绊倒了。而且，官承权很肯定地说，是杨英自己脚踩滑了绊了的。针对官承权的证言，公安机关带着摄像机进行了现场试验，亲自到官承权家的阳台上，把镜头对准余英家的小卖部，但当时摄像却看不到小卖部中的情形，而官承权一再保证所说属实。原来，事情发生后，余英将自家的雨棚加长了约1米，而电力部门也在小卖部的右前方新栽了一根电线杆。为此，记者让余英将新加长的雨棚拆下来，在拆之前记者把摄像机架在了官承权家的阳台上。而记者就站在官承权当时所在的位置上。随着雨棚一片片地拆除，原先被新加长的雨棚遮挡住的小卖部的柜台露了出来，记者能清楚地看到柜台旁人的活动情况。而旁边的那根电线杆确实挡住了记者向下看的部分视线，然而官承权的证言法院最终也没有采信，原因是案卷里面有一份现场试验笔录，而且并没有涉及到电线杆等问题。
2002年1月，阆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余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法院所依据的就是前述的三个间接证据。法院的人说，他们根据被害人(杨英)的陈述去调查了病房的医生、护士，他们和被害人(杨英)所说的一致，那么这些间接证据就印证了被害人杨英所说的是事实，当时就认定了被告人(余英)的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余英不服提起上诉，2002年6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判决余英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两年。判决书认定，余英和杨英为给付鸡蛋钱在推让过程中，余英应当预见自家商店外的梯坎窄小，可能致杨英摔倒的后果。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杨英右腿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二审法院所依据的仍旧是那几个间接证据，只是在定性的认识上，二审和一审产生了分歧，要认定是余英推倒的话，从证据上来看，二审觉得还欠缺。因为考虑她们两个平时关系较好，反映不出她们两个有矛盾激化。所以从这点考虑，余英较符合过失致人重伤。

三、导致杨英受到伤害的几种可能以及责任承担问题
1、杨英是被余英故意推倒后受到的伤害。
此种情况下，余英已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客观上杨英也受到了伤害，并且其伤害是由余英故意“推”的行为所造成，余英的故意行为与杨英的伤害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加害人余英是否构成犯罪？
刑法理论上，主观上的“故意”不能脱离行为人所预见到的后果而孤立地进行解释。比如，故意杀人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能够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是明知的，对于这种结果，行为人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相应地，故意伤害则要求行为人对对自己的行为能够造成他人“伤害”的后果是明知的，对于伤害的后果，行为人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
就本案而言，既便余英明知她的行为能够造成杨英“摔倒”的后果，但这种后果是不足引起杨英更严重的“伤害”后果。“推倒”和“伤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除此之外，余英既便故意推了杨英，也只能说明余英具有“推”杨英的故意，仍不能证明余英有“推倒”杨英的故意，这要看余英在隔着一个柜台的情况下，离杨英还有多远的距离，这个距离将决定余英推杨英的力度；另外，还得考虑台阶距小卖部柜台的距离以及这个台阶的高度，这种现场条件将决定杨英在被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摔倒。
为查清案件事实，我们还有必要弄清当时发生的一些细节：余英在给杨英钱的时候，余英是怎么给的？是往杨英手上塞还是往口袋里装？杨英收到这拾元钱没有？如果收到，她是如何收到的？杨英说余英推了她，那么余英是怎么推她的？是用拿钱的手还是未拿钱的手？余英推了杨英身上的那个部位？如果余英是用拿钱的手“推”杨英，是否就可以认定余英的“推”就是“推”而不是往杨英的口袋里“塞钱”？对这些过程的详细调查对分析双方陈述的真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为说谎的人是不可能将事件的细节编排得十分圆满的。
要证明余英是故意伤害了杨英，除了杨英在客观上受到了伤害，且这种伤害与余英的行为有因果关系，还必须证明余英有“伤害”杨英的故意。这种故意是一种主观目的，只能从加害人的主观动机和已发生的事件上进行分析。从双方原先是要好的朋友关系来看，余英不可能有伤害杨英的动机，假定有足够的已知事件证明余英“故意”推了杨英，我们还要考虑余英推杨英的力度有多大，这种力度能否导致杨英摔倒，摔倒后是否一定造成杨英粉碎性骨折或其它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伤害后果。如果能，余英构成故意伤害是可以认定的。杨英的伤害后果与其当时受到伤害的现场条件密不可分，假如小卖部前面的台阶比较高，人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摔下去，通常是会受到伤害的。这时，如果余英推杨英的力度足以使其从台阶上摔下去，认定余英故意伤害杨英是可以成立的；如果那个台阶下面是万长深渊，认定余英故意杀人也能成立。因此，既便余英是故意推杨英的，但就本案的现场条件而言，绝对不能认定余英有伤害杨英的故意。相应地，认定余英构成故意伤害罪也是错误地。
那么，这种情况下余英是否就没有任何责任了，不是的。尽管余英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她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因侵权给杨英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
2、杨英的伤害是与余英相互推让的情况下摔倒造成
此种情况下，因双方均不存在伤害对方的故意，因而不存在刑事责任问题。应当说，这是一种双方均有过错的侵权行为。对于杨英受到的伤害，双方应当分担这种伤害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
3、杨英的伤害是在自己不小心的情况下摔倒造成。
在此情况下，杨英的摔倒是由自己的不小心造成，因而不属于侵权行为。余英对杨英的伤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虽然余英家小买部前有一台阶，但这个台阶的设置并无不当。一般人不需要做过份的注意完全可以避免“摔倒”后果的发生，更不会发生“伤害”的后果。因此，作为受害人的杨英只好自认倒霉，自行承担所受伤害而造成的损失。

四、本案刑事追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本案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存在的最严重问题并不象《今日说法》讨论的那样是《证据的叹息》问题，而是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关于“伤害”的故意问题。作者认为，本案应该首先关注余英故意（假定）推杨英，就当时的现场条件来看是否一定造成杨英粉碎性骨折的伤害后果？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仅就余英“故意推”的行为而言，绝对不能认定余英构成故意伤害罪，因为“故意推”与“故意伤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相对于“故意”问题而言，《证据的叹息》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次要的。
抛开上述主要问题，现在讨论本案在追诉过程中发生的证据收集、提交和法庭认定等次要问题。控方提供的三个证据，其中之一即病历实为当事人陈述，且病历也是相互矛盾的；其余两个为证人证言，一个还是来自当事人陈述，另一个仅证明杨英给余英写的说明上承认自己摔倒是在被余英逼迫下所写，但事实调查得知这一证据是在证人收了杨英的钱物之后作出的。对于余英的辩护律师提供的两个目击者的证言，根据证人对余英和杨英当时所说的话的描述以及两证人当时所处位置完全可能感知余英的小卖部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两证人的证言为各自独立提供且能互相印证。据此，可以初步认定该两个目击者的证言是客观的（更严格的认定应当在当庭质证后）。但是，一审法院却只认定了公诉方的倍受质疑的所谓证据，而对辩护方提供的较为客观的证据不予采信。在二审中，法院所依据的仍旧是那几个间接证据，只是在定性的认识上，二审和一审产生了分歧，要认定是余英推倒的话，从证据上来看，二审觉得还欠缺。因为考虑她们两个平时关系较好，反映不出她们两个有矛盾激化。所以从这点考虑，余英较符合过失致人重伤。
这起刑事诉讼案，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都判得莫明其妙！就一审来说，法官所采信的公诉方的证据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而对现实存在的辩护证据又不予采信。就二审来说，因为对认定余英的故意有欠缺，就给余英定个过失致人重伤罪。
一审法院未采信目击者岳中伟的证言，应由一审法官对不采信这一证据的原因做出解释。但电视采访时，检察官却振振有辞地向记者解释不采信岳中伟证言的原因。于是，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法院审理案件以及对证据的采信是由法官进行的还是由检察官进行的？也许，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公诉人倍受质疑的证据被采信而辩护方较为客观真实的证据未被采信的真正原因。
一审法院所依据的三个间接证据，法院的人说，他们根据被害人(杨英)的陈述去调查了病房的医生、护士，他们和被害人(杨英)所说的一致，那么这些间接证据就印证了被害人杨英所说的是事实。我们不仅要问，医生和护士当时在事发现场吗？他们的证据从何而来？还不是来自受害人杨英的陈述？来自一个人的陈述怎么会不相互印证呢？
二审法官认为，余英应当预见自家商店外的梯坎窄小，可能致杨英摔倒的后果，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杨英右腿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显然，这里已经将“摔倒”的后果等同于“重伤”的后果，而且二审法官甚至可以不考虑余英是否推了杨英！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有人被余英小卖部前的台阶拌倒摔死，二审法官说不定会给余英定个过失致人死亡罪！
这两个荒唐判决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有关办案公安干警、检察官和法官缺少最基本的法律知识，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证据”、什么叫犯罪“故意”！其次，司法人员面子的影响，他们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相互照应，公安机关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惜制造更多的错误来掩盖这一个错误；最后，可能是司法腐败促成了这两个荒唐判决的产生。
从本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公检法相互配合的非常默契，像一家人一样，而法律上的相互制约不过是写给人看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法官对检察官莫须有的证据或倍受质疑的证据的偏听偏信和对辩护人客观真实的证据的蔑视！

五、结语
这本是一起十分简单的民事案，但因为公安机关的介入，加上公诉机关，再到两级法院难以让人信服的判决，使其变得十分复杂！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后，如果检察官或法院能够对刑法的基本概念“故意”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余英也不会有承担刑事责任之说。这里面折射出的一系列问题值得人们深思。除此之外，公检法有关人员对本案证据的处理也反映出不少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执法者还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其次，在他们的观念里，公检法还是一家人，相互照顾的多相互监督的少，还表现出对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蔑视。

杨德寿
2002年9月23～25日
单位：郑州怡龙律师事务所
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

唐青林


　　（一）、经营者和不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均可成为商业秘密主体
　　商业秘密的主体一般为经营者。但是不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也可拥有商业秘密。
　　1993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把商业秘密纳入保护范围，但对商业秘密的主体和商业秘密侵权主体限制为经营者。《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第十条也是详细规定了经营者的四种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导致许多学者认为商业秘密的主体和商业秘密的侵权主体只能是经营者，即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而不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不能成为商业秘密的所有人。
　　但后来的实践表明，把商业秘密的主体范围仅仅限制为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太过于狭窄，不利于真正保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促进经济的迅速稳定发展。
　　1998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修正）》中的第二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条中所称的权利人，是指依法对商业秘密享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修正）》的该条规定，商业秘密的主体可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未对商业秘密的主体作出特别的限制，并不排除非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成为商业秘密权利的主体，这相较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该方面的规定，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因此，当非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通过独立研发或反向工程等合法手段获得的商业秘密，同时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的三个构成要件，则就可以享有对该商业秘密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例如，一位家庭主妇天天在家研究烹饪，偶然机会，突然发现了一种极其特别的烤鸭配方，市面上还没有任何公开的以类似配方制成的烤鸭，并且根据配方本身的特征，定能给该主妇带来现实的或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该主妇从不外传，对该配方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该烤鸭方法属于法律上的商业秘密，同时，该家庭主妇可以合法拥有该商业秘密。

　　（二）、两个以上民事主体共享商业秘密的情况
　　当企业委托他人开发或者与他人合作开发一项技术时，双方当事人可以用合同的方式约定共同享有研发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利益的分配办法；如果事前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事后又不能达成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则可依法确定当事人均享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
　　我国《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委托开发与合作开发技术情形下的成果的归属权问题。委托开发或者合作开发完成的技术秘密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利益的分配办法，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如果仍不能确定，则当事人均享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但委托开发的研究开发人不得在向委托人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
　　在实践中，对于委托开发与合作开发情形下的技术（商业秘密）的权属和分享，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委托开发合同中，当事人约定成果共有的，共有人均享有商业秘密的使用权和转让权。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共有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利益分配方法；共有人没有约定的，则任何一方均有实施该商业秘密的权利，由此取得利益，归实施该商业秘密的使用方所有。但是，一方行使转让权，必须征得另一方或其他各方的同意，由此获得的收益由各方当事人共享。如果事前在委托开发合同中约定开发成果归委托方所有的，应依约定或依法向开发方支付经费报酬。通常情况下，还应向开发方支付一定的技术价款。
　　（2）在合作开发的合同中，如果当事人约定研究开发成果归一方所有的，该当事人可约定将由此获得的收益适当补偿其他各方当事人；如果约定向第三方转让该商业秘密的，须各当事人协商一致，由此取得的收益由各当事人合理分享；如果约定共有的，或者在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依其他途径无法确定归属权而依法共有的，则根据《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3）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当事人各方对商业秘密都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但委托开发的研究开发方在向委托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前，不得擅自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委托开发的研究开发方必须在向委托方交付该商业秘密后，方有使用权和转让权。
　　（4）如果在委托开发合同或合作开发合同中涉及开发成果的保密问题，当事人应当遵守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和使用范围。即使合同终止后，也不影响保密约定的效力，但约定的保密事项已由第三人公开的情形除外。
　　（5）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共同拥有一项商业秘密时，如果各当事人随意转让该商业秘密或者与他人订立排他使用合同，势必会造成市场的混乱，损害其他所有人和合法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如何在充分实现商业秘密的价值、保证市场秩序的同时，保护所有当事人基本的合法利益呢？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在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享有一项商业秘密时，当事人均有不经对方同意而自己使用或者以普通使用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技术秘密，并独占由此所获利益的权利。当事人一方将技术秘密成果的转让权让与他人，或者以独占或者排他使用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技术秘密，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追认的，应当认定该让与或者许可行为无效。第二十一条规定，技术开发合同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或者约定自行实施专利或使用技术秘密，但因其不具备独立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条件，以一个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或者使用的，可以准许。

　　（三）、多个民事主体对同一商业秘密各自享有
　　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知识产权的共性。但商业秘密又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区别于专利等传统的知识产权，可能出现多人同时享有一个商业秘密，而该商业秘密的内容一模一样或者基本一样的情况。
　　我国一些地方性法规，比如《广东省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珠海市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以及《宁波市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都明确规定了不同单位或者个人独立研究开发出同一技术秘密的，其技术秘密权益分别归该单位或者个人所有。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二条也明确作出大同小异的规定，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即其他单位或个人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反向工程等合法方式，可以享有其研发的商业秘密的所有权，对该商业秘密行使占有、使用、收益或者处分的权利，而不被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多人对同一商业秘密各自享有的情况主要由于以下几种情况：
　　（1）独立研发
　　独立研发，是造成多人对同一商业秘密各自享有所有权的主要方式，所有商业秘密都是人类智力和劳动的结晶，具有可创造性。在商业秘密权利人之外，不能否认他人可能通过努力研发出相同的商业秘密。
在有关商业秘密纠纷的实务中，在后研发出相同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应当提供资料证明其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独立研发，获得相同的商业秘密，而不是通过盗窃、利诱、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在后的商业秘密权利人应当在研制过程中注意收集和积累研发过程中的阶段性数据、购买研发材料的花销发票、研究开发的人才等证据，以便在纠纷发生后可以证明其商业秘密是独立开发而非侵犯他人商业秘密。
　　（2）反向工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二条规定，通过反向工程的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通过反向工程所获取的技术信息，可以与原商业秘密享有人一样，合法地适用该项技术。
　　所谓“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在实践中，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地位，获取商业秘密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常常安排技术人员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以获取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反向工程研究对象的产品必须是从公开的渠道，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的，比如从市场上购买所得。否则，如果从竞争对手车间里面偷盗一个尚未问世的产品进行“反向工程”，即便获得了技术信息，也是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应当注意的是，在实务中，许多人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业秘密之后，为了规避法律的制裁，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中明确规定了不予支持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业秘密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的行为。
　　（3）其他合法手段
　　除了以上法律规定的独立研发和反向工程两种情况下，可能多人对同一商业秘密各自享有所有权，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不常见的合法途径，例如：通过对含有商业秘密的商品的简单观察获取商业秘密。总之，只要权利人之外的人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商业秘密的所有权，都是被法律所认可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仅仅具有相对的排他性，而非绝对的排他性。权利人之外的单位或者个人，通过独立研究开发或反向工程等合法手段获得同一商业秘密的，该单位或个人与原商业秘密权利人即可主张对商业秘密各自享有所有权，可以在不违背商业道德的前提下依法任意行使处分权，包括对外公开该商业秘密。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