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市传染病收治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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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案庭审备受公众关注，特别是薄熙来面对指控屡屡以“不清楚”、“不知道”来辩解，更是引发了众说纷纭的讨论。但从讨论内容来看，其中不乏对我国证据规则的诸多误解。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可见，被告人供述之于定罪量刑既非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能否认定有罪和处以刑罚，关键要看全案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对证据确实、充分做了如下界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薄案犯罪事实能否认定，自然应当依据上述三项标准予以衡量。围绕上述三项标准，笔者就检察机关指控的受贿部分展开分析。

何为“有证据证明”

媒体公布的庭审记录显示，薄熙来在法庭上多次声称:公诉人所提供的证言证词大都是外围证据，与本案关系不大，不能证明其有罪。“外围证据”并非一个真正的法律概念，薄所欲表达的意思应该是“间接证据”。在薄看来，仅凭这些间接证据无法证明其实施了被指控的行为。这种看法代表了一种非常普遍的对于诉讼证据的误解，即认为必须要有直接证据方可认定案件事实。这种误解不仅是错误的，在司法实践当中还是非常有害的。以往的经验证明，片面依赖直接证据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造成非法取证甚至刑讯逼供的思想根源之一。

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根据证据法学上的常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而直接证据的证明作用并不大于间接证据;尤其是在本案情形下，控辩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是被告人对于受贿是否“明知”，直接证据只可能是被告人的口供，此种直接证据的证明力甚至可能比在其他案件中更为薄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下称《解释》)第105条规定，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查证属实，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明体系，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因此，尽管薄熙来不承认受贿事实，也不意味着其犯罪事实没有证据证明。通过唐肖林等证人证言，以及公诉人收集到薄熙来帮助唐肖林找副省长、市长、副市长以及给下面的各个主管机构批示等书证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薄熙来利用了职务之便。同时，又存在收受请托人贿赂和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事实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合法取得的并与本案有紧密的联系，而且证据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经查证属实之后，可以认定相应案件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薄熙来在侦查过程中曾经作出有罪供述，其庭审过程中的翻供行为让很多人误以为其庭前供述亦随之失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庭前供述与庭审过程中的辩解均属证据之一，只要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取得，经查证属实均可作为定案依据。翻供并不具有推翻此前供述的效力，翻供之后的陈述，也仅仅是诸多证据之一，其真实可靠性有待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评价。因此，本案显然并非如薄所言仅有“外围证据”，其本人在侦查过程中所作的有罪供述便是典型的直接证据。

证据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确实、充分的第二个条件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其中所谓“法定程序”是指刑事诉讼法有关法庭调查阶段的各项程序规则。法庭调查诸规则之核心精神在于确保被告人能够对各个证据展开实质有效的质证。未经法庭调查程序检验的证据不具有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

从媒体公布的法庭审判实录来看，本次庭审过程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各项规定，多名证人亲自出庭作证，被告人获得了充分有效的质证机会。整个举证质证过程严谨有效，堪称法庭审判的典范。即使被告人本人在最后陈述中亦承认:“这次审判历时五天，让控辩双方都有机会充分发表意见，表明了中央搞清事实、追求公正的决心。”“对于绝大多数办案人员，我认为是有素质的，办案是文明的，我在此予以肯定。”可见，本案在证据调查程序方面并无瑕疵，符合法定要求。

本案是否已经“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法要求的定案标准第三个条件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是否排除合理怀疑是一个实质性的判断，在不同案件中情形各不相同。

被告人在庭审中就受贿罪成立所提出的质疑，主要有两个方面引起较大争议。其一，他认为本案指控证据中缺少直接证据。这一质疑根据前述显然不足以构成“合理怀疑”。

其二，被告人对于多名证人证言的可采性提出质疑。如他认为，“薄谷开来是精神病，其证言不可信”、“唐肖林就是为了立功，骗子的证言不能信”等。那么这一质疑可否成立呢?

根据《解释》第109条:“下列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表达能力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所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二)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有利被告人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不利被告人的证言。”该条规定在理论上被称为证据补强规则，即某些特定证据单独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必须有其他证据对其证明力进行补充、强化，方可认定案件事实。

在本案中，证人薄谷开来精神上存在一定障碍，唐肖林等与案件可能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但是并不必然丧失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关键要看其证言是否有足够证据予以印证。从庭审反映的情况来看，除上述证言外，控方还提供了大量证言以及实物证据予以佐证，且上述证言亦在法庭调查阶段经过了充分质证，经查证属实之后自然可以认定相应的案件事实。因此，单纯地以证人精神缺陷或利害关系为由也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合理怀疑”。

总之，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法进行，笔者相信，法庭最终将依法作出公正裁判。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主任)
　　来源：检察日报
宪法作为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的根本法，在公民基本权利遭受其他任何个人、组织不法侵害之时，法院应以不违宪的具体法律进行裁判；当无此具体法律时，法院以宪法作为直接依据进行裁判，这是理之自然。

基本权利的保障：从宪法到宪政

　 姜明安

　 什么是宪政？是不是有了宪法，有了一部全面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就有了宪政？恐怕并非如此。宪政自然是和宪法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宪法，没有确立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和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的宪法，自然谈不上宪政。但是有了宪法不一定就有了宪政。宪法只有得到有效实施，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只有得到有效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只有真正有效运作，才能算真正有了宪政。

　 那么，宪法怎么才能得到有效实施，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怎么才能得到有效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怎么才能真正有效运作呢？这自然需要很多条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司法保障。宪法没有司法保障不可能转化为宪政。

　 长期以来（确切地说，应该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很重视宪法，赋予宪法以非常崇高的地位，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我们却不重视宪法的司法保障，甚至否定这种保障，在法院的个案裁判中不适用宪法规范。宪法被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被侵犯了，只要这种违反，这种侵犯没有具体法律规定责任，司法就不能对之过问。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其结果是使宪法的崇高地位架空，使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或具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不能变成现实，使国家机关以及个人、组织的违宪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追究和纠正，从而使我国的宪法（尽管大多数人认为我国的现行宪法是一部好宪法）难以完全转化为宪政。

　 这种情况现在终于有了转变。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24日公布的批复，意味着人民法院将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和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裁判具体案件，司法将可以直接对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保障。这个批复应该具有普适性：既然司法可以对公民受教育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直接保护，那么对公民的其他宪法基本权利（无论是否有具体法律的规定），司法也应该可以提供直接的保护；既然司法可以对当事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那么司法对当事人以其他手段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也应该可以追究法律责任；既然司法可以对一般当事人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直接适用宪法和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裁判，那么司法对政府机关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也应该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和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裁判。

　 宪法作为法律，在法院适用应该是理之自然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不管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是制定法还是判例法，是基本法还是非基本法，都应该是可以在法院适用的。不能在法院适用的法不能叫做法。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更应该具有司法的适用力。因为宪法不仅直接规范个人、组织的行为，而且要规范广泛调整个人、组织行为的各种不同位阶的法。宪法是法之法（所谓“母法”）。各种不同位阶的法如果不以宪法为依据，可以各行其是，一国的法制不可能统一。而要保障法制统一，法院适用法律就必须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当然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并不意味着法院审理每一个具体案件都要适用宪法，更不意味着法院的每一份判决书都要引用具体宪法条文。以宪法为最高依据要求的是：其一，法院适用的法（不论是法规、规章，还是法律或法律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具体案件如果有具体法律根据，且这些法律根据不违宪，当事人也没有提出违宪异议，法院可仅适用具体法而不适用宪法；其二，法院不得适用任何违宪的法。不论是法规、规章违宪，还是法律或法律解释违宪，法院都不得适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审查主体可以是普通法院，也可以是专门的宪法法院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设立的其他专门审查机构）。没有违宪审查就没有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就不可能有宪政。其三，具体案件如果没有具体法律可以适用，法院应直接适用宪法。这不仅在民事诉讼中应如此，在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中更应如此。

　 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权利获得司法救济应是理之自然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司法救济是各种法律救济中最基本的救济，这是因为，其一，司法救济是由利益关系人自己启动的救济，利益关系人对于启动救济有比任何其他人更大的积极性；其二，司法救济是具有严格法律程序的救济，当事人一旦启动，法院或任何其他组织、个人没有法定理由不得终止这种救济；其三，法律为司法救济预设了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从而能保证提供比其他救济更佳的救济效果。公民基本权利，顾名思义，是最重要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自然应获得最可靠、最有效的保障，应比其他一般权利更应获得司法保障、司法救济，否则，就不能称为“基本权利”。当然，司法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救济，不意味着公民对每一个基本权利侵权案件都要直接依宪法提起，法院都要直接依宪法作出裁判。事实上，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大多已由法律具体化。在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已由法律具体化的场合，公民对其基本权利被侵犯的案件，自然可以和应该依具体法律提起司法救济。但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有不少并未为法律具体化。在公民宪法基本权利未为法律具体化或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场合，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保障当然意味着公民对其基本权利被侵权的案件可以直接依宪法提起，法院可以直接依宪法作出裁判。否则，基本权利就不仅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是权利。在法治社会，权利虽然不是都要借助司法救济实现，但法律上不能对司法救济设置障碍，特别是不能对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设置障碍。只要基本权利的被侵权人要求通过司法救济途径实现其权利，则无论有无具体法律规定，法院都不应拒绝被侵权人的司法救济要求。

　 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人权是宪政和法治的核心

　 宪法转化为宪政，法制转化为法治，关键在于公民基本权利、基本人权的实现程度，在于这些权利从纸面上的权利变为现实的权利。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民主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保障，但同时也需要法律救济机制，包括司法救济机制的保障。当然，司法并非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物，它不仅需要昂贵的成本（时间、金钱、精力等），而且，它除了提供权利救济的公共产品外，它也可能提供以形式正义损害实质正义，以结怨取代和睦等副产品。我们主张权利的司法救济，特别是主张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但是我们并不主张以司法救济取代其他各种形式的救济，包括行政救济，社会自治救济，仲裁救济，民间调解救济等。我们不仅不主张以司法救济取代这些救济，而且主张鼓励和发展这些救济，通过这些救济减轻司法救济的负担，弥补司法救济的不足和缺陷。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对司法救济设置障碍，不能剥夺基本权利被侵犯的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他们可以寻求其他救济，他们也可以寻求司法救济，因为这是人们选择宪政和法治的基本理由之一。

　 可以庆幸的是，自2001年8月13日起，我国公民（在没有具体法律根据的条件下）寻求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的障碍终于被清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将获得全面的司法保障，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将逐步全面地转化为宪政的现实。（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