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书面意见应当作为判决书附件附加在后边/曹红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30 06:48:25 浏览:9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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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院在判决书的后边将判决书引用的法律条文作为附件附加在了判决书后边，这对于阐明判决的法律依据、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笔者作为一名律师，认为仅仅将判决书引用的法律条文作为附件尚不够，还应当将当事人的代理人（辩护人）的书面代理意见（辩护意见）作为附件也附加在判决书后边，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可以有效监督法官依法公正的判决案件。
现今的判决书无论刑事辩护还是民事诉讼，对于当事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往往只字带过，刑事案件律师的辩护意见往往是“辩护人认为无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或者“辩护人认为应当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但是辩护人为什么认为无罪、辩护人提到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有哪些，为什么认为构成了这些减轻、从轻处罚情节，在判决书中不予表述、论述，至于民事案件的判决书，对于当事人委托的律师的代理意见根本不予表述、只字不提。这就导致了判决书缺少伦理性，导致的结果判决即便不公正，但只是当事人及代理律师心知肚明，不了解案情的社会公众对判决书起不到社会监督作用。而从近年来的反腐成果看，社会公众的社会监督对于法律公正更能起到推动作用。
二、可以促使律师依法开展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律师忽视法律服务而重视公关作用。
当前的法律服务市场存在着一个潜规则，打官司不如打关系。因此要做一个好律师，不在于法律理论及实践水平多高，而在于与法官是否有关系、是否有背景。导致的结果是律师不重视学习、法律水平的提高，而是想方设法拉关系、找后台、编制背景，这又进一步促使了腐败现象的发生。而将律师的代理意见、辩护意见强制性的规定必须附加在判决书后边，将会使律师的法律服务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必将促使律师重视真正的法律服务工作。
当然，我国当前的法律服务市场良莠不齐，法律服务主体除了专业律师之外，还有其他的公民。参与诉讼的代理人（辩护人）并非均能制作书面的法律意见。因此当前无法强制性规定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均应当提交书面代理、辩护意见。但可以规定如果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提交了书面代理意见、辩护意见，法院在制作判决书时必须将这些书面意见作为附件附加在判决书后边。为防止增加法院财政负担，还可以规定除正本一份外，代理人、辩护人还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人数提交法律意见的副本份数。
（笔者为河南陕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副主任、三门峡十佳律师，联系电话13939820972，QQ282254319）
河南省陕县司法局 河南陕州律师事务所 曹红星
一、可以有效监督法官依法公正的判决案件。
现今的判决书无论刑事辩护还是民事诉讼，对于当事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往往只字带过，刑事案件律师的辩护意见往往是“辩护人认为无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或者“辩护人认为应当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但是辩护人为什么认为无罪、辩护人提到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有哪些，为什么认为构成了这些减轻、从轻处罚情节，在判决书中不予表述、论述，至于民事案件的判决书，对于当事人委托的律师的代理意见根本不予表述、只字不提。这就导致了判决书缺少伦理性，导致的结果判决即便不公正，但只是当事人及代理律师心知肚明，不了解案情的社会公众对判决书起不到社会监督作用。而从近年来的反腐成果看，社会公众的社会监督对于法律公正更能起到推动作用。
二、可以促使律师依法开展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律师忽视法律服务而重视公关作用。
当前的法律服务市场存在着一个潜规则，打官司不如打关系。因此要做一个好律师，不在于法律理论及实践水平多高，而在于与法官是否有关系、是否有背景。导致的结果是律师不重视学习、法律水平的提高，而是想方设法拉关系、找后台、编制背景，这又进一步促使了腐败现象的发生。而将律师的代理意见、辩护意见强制性的规定必须附加在判决书后边，将会使律师的法律服务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必将促使律师重视真正的法律服务工作。
当然，我国当前的法律服务市场良莠不齐，法律服务主体除了专业律师之外，还有其他的公民。参与诉讼的代理人（辩护人）并非均能制作书面的法律意见。因此当前无法强制性规定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均应当提交书面代理、辩护意见。但可以规定如果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提交了书面代理意见、辩护意见，法院在制作判决书时必须将这些书面意见作为附件附加在判决书后边。为防止增加法院财政负担，还可以规定除正本一份外，代理人、辩护人还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人数提交法律意见的副本份数。
（笔者为河南陕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副主任、三门峡十佳律师，联系电话13939820972，QQ282254319）
河南省陕县司法局 河南陕州律师事务所 曹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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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
叶知年
摘 要 如何界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直接影响到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人民调解协议的生效、无效和被撤销应适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有例外情形。
关键词 人民调解 协议 性质 效力
人民调解协议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自愿达成的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协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于这一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致使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和立法上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一界定。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
民间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合到我国的政治、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社会民情和民族心理素质之间。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从中国古代的民间调解活动逐渐演变而来，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创造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1931年11月的《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便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调解职能。1942年的《晋察冀边区行政村调解工作条例》，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案件调解条例》等等，将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①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和人民法院的指导下，人民调解工作继承和发扬我国民间调解的优良传统，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调解工作进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时期，机构逐步健全，工作逐步规范，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行群众自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实践证明，人民调解已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之一，成为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一项优良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人民调解制度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学习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并结合其本国的历史文化和法律制度加以发展。如挪威制定了《纠纷解决法》，规定诉讼外调解是诉讼的必经程序，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可强制执行。瑞典95％的民事纠纷都依靠调解（含诉讼外调解和诉讼内调解）来解决。日本颁布了《民事调解法》，规定调解协议书具有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近年来，美国也很重视推行调解制度，认为调解能防止矛盾激化，降低司法成本，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美国制定了《解决纠纷法》，鼓励各地成立民间调解组织、实行民间调解制度。英国把调解制度称为“纠纷解决替代措施”，推行的效果也是明显的。澳大利亚把用调解等替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全国非诉讼调解理事会”，协助政府制定调解政策，指定调解工作。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民调解面临新的形势。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期，各种体制、观念和利益的碰撞，引起在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这些社会矛盾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发展为群体性事件，甚至激化为刑事犯罪案件，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就显得更加重要。人民调解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任务越来越重。但是，目前人民调解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近年来调解纠纷的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与全国法院第一审民事案件受理数的比例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7:1降至2001年的1.7:1左右。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是人民调解协议缺乏法律约束力，是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促进全社会“诚信”意识的培养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的形成，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5日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一次从司法解释上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一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一）为人民调解工作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促进人民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规定不明确，当事人可以随意反悔，这就挫伤了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结果是，不少地方的人民调解没有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人民调解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必将充分调动广大调解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二）为人民法院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提供依据。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规定不明确，人民法院往往不认可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而是针对原来发生的民事纠纷作出裁判。《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为人民法院公正高效地审理这类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人民法院将真正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三）为当事人建立一种人民调解和民事诉讼协调发展的良性纠纷解决机制。民事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相比，尽管有诸如权利实现的直接强制性和复杂的程序权利保障机制，但同时存在若干短处。最突出的有：1、解决纠纷的成本高。2、解决纠纷的周期长。3、解决纠纷的刚性化。③人民调解制度正好可以克服上述弊端，它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效率高的优点，具有广泛的可适用性。但是，人民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功效完全建立在当事人之间的道德自律基础上。没有较强的道德自律，人民调解便很难发挥作用。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借助于国家强制力。《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规定，可以通过人民调解制度与民事诉讼机制的连接，确保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并通过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力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二
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如何界定，是人民调解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学者间存有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职权对具体的法律关系依法加以确认的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其理由是人民调解协议具备了法律行为效力的四个要件：1、组织合格。制作人民调解协议的主体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2、内容合法。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3、意思表示真实。人民调解协议的达成完全出于当事人的自愿。4、形式合法。人民调解协议采用了书面形式。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职权对具体的法律关系加以确认的法律文书，当事人不履行协议，不能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应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其理由是：1、人民调解委员会既不是审判机关，也不是仲裁机构，不具有审判权和仲裁权。2、调解人员的法律政策水平普遍较低，难以胜任判断违法与否的工作。3、历史上虽然曾经把人民调解协议视为与人民法院调解协议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文书，但那是当时法制不健全的产物。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协商、认可和制作的纠纷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具有一定权威性和社会约束力的群众自治组织的调解文书。它既不是一种民事合同，也不是一种法律文书，其性质从属于人民调解的性质，是由调解主持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决定的。而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它调解民事纠纷，是一定范围或者社区内群众的一种民主自治活动。第四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订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事合同。其理由是：1、人民调解协议与一般民事合同具有不少共性。二者均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二者都是双方当事人为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所达成的协议；二者都是双方当事人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达成；二者均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2、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某些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殊性。诸如人民调解协议的达成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必须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应当有调解人员的签字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的印章方能成立等等。第五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一种民事程序合同。其理由是人民调解协议符合民事程序合同的两个特征：1、具有典型的合同契约形式。它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意思表示的一致，但不属于任何一种民事合同。2、具有程序上的法律效力。即它的法律效力是阶段性的，若当事人依法启动解决同一纠纷的新程序，尽管它仍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但其法律拘束力自然丧失。④
上述诸观点中，第一种观点违背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9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履行。经过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可以请求基层人民政府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基层司法工作的实际。第二种观点在内容上虽然没有错误，但未明确界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第三种观点在内容上亦没有错误且比较明确，但将人民调解协议定性为一种“调解文书”，有语义循环之疑。第五种观点将人民调解协议界定为民事程序合同，但又不承认这种合同在诉讼程序上的法律拘束力，本身是自相矛盾的。第四种观点抓住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实质，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作了准确的定性。正因为如此，《若干规定》采第四种观点，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
《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根据这一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一）人民调解协议是民事合同。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2、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基本内容或者目的协议；3、必须具有确定性和可履行性。因此，凡是在民事主体之间就财产利益或者某些身份利益所自愿达成的协议，均属民事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所采用的不同协商方式，不能改变民事合同本身的性质。人民调解协议无论是设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是变更当事人之间既存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是终止当事人之间既存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均不影响其民事合同的性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并促使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如同当事人通过中间人的协助或者协调而达成的买卖协议一样，并不改变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⑤
（二）人民调解协议是特殊的民事合同。根据《若干规定》第1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要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双方当事人的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依《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7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时调解纠纷；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也可以主动调解。2、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对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达成一致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因而这种协议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3、人民调解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依《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8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有两种书面形式，即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书。4、人民调解协议应当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可见，人民调解协议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具有自己的特点，比一般民事合同真实合法。
（三）既然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就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不愿履行人民调解协议，另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审查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只要人民调解协议符合法定有效条件的，人民法院就应当维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当事人就应当按照人民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再以原民事法律关系为根据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
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人民调解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又一问题，这可能也是许多人对人民调解制度持怀疑态度的重要原因。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意识中已经渗透了法和权利的观念，完全不问法律上谁是谁非而一味无原则地要求妥协的调解方式已不可能再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申请调解的当事人虽然没有选择利用诉讼制度，却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才提出要求调解”。⑥对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我国有学者认为，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有选择地将签名、盖章的调解协议报基层人民法院审批，由人民法院按简易程序对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确认，并予登记，或者在调解协议达成后，由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亦有学者建议，当反悔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先由人民法院对此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如认为该协议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合法的，就应尊重原调解协议，并给予明确的支持，驳回起诉；如认为该协议的形式和内容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则应宣布该协议无效，宣告撤销，方可进入起诉阶段。⑦
上述诸观点中，各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欠周全。如前所述，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故其法律效力的认定应适用《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若干规定》基于这样考虑，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分别情形作了规定。
（一）人民调解协议的生效要件。民事合同的生效要件是指民事合同能够产生法律约束力并为法律所保障而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据合同自由原则，民事合同只要真实地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意志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就具有法律强制力。根据《合同法》等法律的规定，民事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包括：1、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合同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4、合同的标的可能与合法。人民调解协议作为民事合同的一种，其有效自然亦应具备相应的条件。根据《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备下列条件的为有效：1、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可见，依法成立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即使该协议的内容确定了一方当事人对于某些权利或者利益的放弃，只要该权利或者利益的放弃是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仍然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人民调解协议生效后，是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民事合同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后，不能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所以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亦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依照《公证暂行条例》第4条和第24条的规定，经过公证处证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按文书规定履行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据此，《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人可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人民调解协议的无效条件。民事合同的无效是指民事合同因欠缺法定生效要件而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该合同得不到被赋予合法的法律效果的一种状态。《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条件，第53条规定了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无效的条件。依《若干规定》第5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1、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2、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3、损害社会公共利益；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从中可以看出，人民调解协议的无效条件与一般民事合同的无效条件基本相同，只是不将一般民事合同无效原因之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作为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的原因，同时考虑到人民调解应当遵守自愿原则，不得搞强迫调解，所以人民调解协议的无效原因中增加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
（三）人民调解协议的变更或者撤销条件。民事合同的变更或者撤销，是指因民事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一方当事人因此享有变更权或者撤销权，通过权利人行使变更权或者撤销权，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发生变更或者归于消灭。《合同法》第54条规定了合同的变更或者撤销的条件及行使变更权或者撤销权的方式。依《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下列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2、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从中可以看出，人民调解协议的变更或者撤销条件及变更权或者撤销权行使的方式与一般民事合同的完全相同，并无二样。人民调解协议变更权或者撤销权的行使，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当事人是行使变更权或者撤销权，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人民法院不能干涉。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得撤销。二是撤销权的行使是有时间限制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1、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2、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四）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民事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虽然不能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但并非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在民事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仍然存在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合同法》第56条对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作了规定，第58条和第59条对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了规定。依《若干规定》第8条的规定，无效的调解协议或者被撤销的调解协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调解协议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但关于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若干决定》未作规定，可否依《合同法》第58条和第59条的规定处理？应分别不同情形而定。当事人一方不愿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存在法律后果问题。义务方因反悔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如果调解协议未履行，亦不存在法律后果问题；如果调解协议已履行，可依《合同法》第58条和第59条的规定处理，即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可以原民事法律关系为根据向人民法院起诉。但人民调解协议被变更后，当事人民不得以原民事法律关系为根据向人民法院起诉，只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生效的变更调解协议的裁判。
参考文献：
①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0页。
②张福森：《与时俱进 改革创新 努力推动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更快更好地发展》，《法制日报》2002年9月28日第三版。
③张卫平：《人民调解的新发展》，《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30日第三版。
④参见hkjudy：《人民调解协议性质之探析》，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211.100.18.62/）2002年7月3日。
⑤尹田：《人民调解协议应视为民事合同》，《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30日第三版。
⑥[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⑦参见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04年修正）
（1995年12月22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25号公布 根据1997年12月29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69号公布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决定》和2004年6月2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11号公布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修订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商品条码化，沟通商品生产销售信息，提高商品的竞争力，促进市场经济和贸易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范围内使用商品条码以及制作、销售条码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条码是指用于国际和国内流通领域的物品编码及相应的条码标识。商品条码包括国际物品编码（EAN码）和北美商品条码（UPC码）。
本办法所称条码产品包括条码印刷品、条码识读设备、制作设备和与之相关的软硬件。
第四条 政府支持和鼓励企业使用商品条码。出口商品、名优产品和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产品的生产企业应积极使用商品条码；商业企业应积极采用条码扫描自动化管理系统（POS系统）。
第五条 厦门市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条码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条码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和管理本辖区条码工作，在条码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实施国家条码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标准，推动商品的条码化和条码技术应用；
（二）受理商品条码的注册申请和商品条码备案；
（三）负责商品条码和条码产品的管理和监督；
（四）组织条码技术的交流和培训服务。
第二章 商品条码的注册、备案与使用
第六条 除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况外，在我国依法成立的企事业单位使用商品条码的、必须在中国申请商品条码注册。
第七条 申请商品条码注册应提供下列资料报条码主管部门初审：
（一）商品条码注册申请书；
（二）单位代码证书及营业执照影印件；
（三）在有注册商标的商品上使用商品条码的，还应提供商标注册证书。
条码主管部门对初审合格的申请应于5日内报国家条码主管部门复审。
第八条 企事业单位取得中国商品条码注册证书后，方可正式启用注册的商品条码，并同时成为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以下简称系统成员）。
条码主管部门应定期公告系统成员及其注册的商品条码。
第九条 需要使用北美商品条码的，可按本办法第七条有关规定申请注册。
在国内获得北美商品条码注册的，视同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
第十条 系统成员对其注册的商品条码享有专有使用权。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或冒用他人的商品条码。
第十一条 使用商品条码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
注册的商品条码只能在本企业生产、经营的商品上使用，不得出租、转让或与其他企业共用。
第十二条 注册的商品条码有效期为2年，期满前3个月内由条码主管部门通知系统成员参加续展复审。逾期不参加复审的，注销其注册商品条码和系统成员资格，并予以公告。
第十三条 系统成员更改单位名称，应自更名之日起30日内持营业执照或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向条码主管部门办理更名手续。
系统成员与他人合资、合并，所成立的新单位需使用商品条码的，应另行办理商品条码的注册手续。
第十四条 系统成员终止使用商品条码的，应向条码主管部门书面申请注销其商品条码。需重新使用商品条码的，应按本办法注册新的商品条码。
对已注销的商品条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启用。
第十五条 境外公司在本市设立的子公司如使用境外公司注册的商品条码，应持下列资料向条码主管部门申报备案：
（一）境外公司的商品条码注册证书；
（二）使用境外注册商品条码的授权文件；
（三）子公司的单位代码证书及营业执照影印件。
第十六条 受委托加工产品并使用委托人注册的商品条码的，应自加工合同生效之日起15日内持下列资料向条码主管部门办理备案登记，领取备案证书：
（一）委托人的商品条码注册证书；
（二）加工合同；
（三）委托加工产品的条码标识。
第十七条 系统成员印制商品条码需要原版胶片的，应当向商品条码原版制作者订制原版胶片。
商品条码原版胶片制作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制作原版胶片，保证原版胶片质量。
第十八条 申请、变更商品条码注册，应按国家规定交纳费用。
第三章 商品条码产品的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条码产品，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第二十条 印制商品条码，必须具备相应的印制能力，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商品条码的印制业务。
承接商品条码印制业务时，应查验付印方的商品条码注册证书并立档备查。
印制者不得印制和提供假冒的商品条码。
第二十一条 条码主管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中，可到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查验其商品条码注册证书，备案证书和准印证书，检查商品条码使用规范和条码产品制造质量。
对涉嫌假冒、伪造的前款证书和条码产品，可依法封存、扣押。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在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上伪造和冒用他人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未售出的产品，没收已售出产品的销货款，并可处以违法经营额1至5倍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出租、转让、共用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违法所得1至3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3万元；无违法所得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销毁违法的条码标识，并可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使用已注销的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销毁违法的条码标识，并可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违法所得1至3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3万元。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第三款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违法印制品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至5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可没收有关印制工具，设施和原材料。
第二十八条 条码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叶知年
摘 要 如何界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直接影响到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人民调解协议的生效、无效和被撤销应适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有例外情形。
关键词 人民调解 协议 性质 效力
人民调解协议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自愿达成的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协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于这一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致使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和立法上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一界定。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
民间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合到我国的政治、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社会民情和民族心理素质之间。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从中国古代的民间调解活动逐渐演变而来，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创造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1931年11月的《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便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调解职能。1942年的《晋察冀边区行政村调解工作条例》，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案件调解条例》等等，将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①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和人民法院的指导下，人民调解工作继承和发扬我国民间调解的优良传统，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调解工作进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时期，机构逐步健全，工作逐步规范，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行群众自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实践证明，人民调解已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之一，成为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一项优良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人民调解制度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学习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并结合其本国的历史文化和法律制度加以发展。如挪威制定了《纠纷解决法》，规定诉讼外调解是诉讼的必经程序，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可强制执行。瑞典95％的民事纠纷都依靠调解（含诉讼外调解和诉讼内调解）来解决。日本颁布了《民事调解法》，规定调解协议书具有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近年来，美国也很重视推行调解制度，认为调解能防止矛盾激化，降低司法成本，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美国制定了《解决纠纷法》，鼓励各地成立民间调解组织、实行民间调解制度。英国把调解制度称为“纠纷解决替代措施”，推行的效果也是明显的。澳大利亚把用调解等替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全国非诉讼调解理事会”，协助政府制定调解政策，指定调解工作。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民调解面临新的形势。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期，各种体制、观念和利益的碰撞，引起在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这些社会矛盾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发展为群体性事件，甚至激化为刑事犯罪案件，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就显得更加重要。人民调解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任务越来越重。但是，目前人民调解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近年来调解纠纷的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与全国法院第一审民事案件受理数的比例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7:1降至2001年的1.7:1左右。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是人民调解协议缺乏法律约束力，是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促进全社会“诚信”意识的培养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的形成，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5日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一次从司法解释上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一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一）为人民调解工作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促进人民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规定不明确，当事人可以随意反悔，这就挫伤了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结果是，不少地方的人民调解没有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人民调解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必将充分调动广大调解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二）为人民法院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提供依据。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规定不明确，人民法院往往不认可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而是针对原来发生的民事纠纷作出裁判。《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为人民法院公正高效地审理这类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人民法院将真正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三）为当事人建立一种人民调解和民事诉讼协调发展的良性纠纷解决机制。民事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相比，尽管有诸如权利实现的直接强制性和复杂的程序权利保障机制，但同时存在若干短处。最突出的有：1、解决纠纷的成本高。2、解决纠纷的周期长。3、解决纠纷的刚性化。③人民调解制度正好可以克服上述弊端，它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效率高的优点，具有广泛的可适用性。但是，人民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功效完全建立在当事人之间的道德自律基础上。没有较强的道德自律，人民调解便很难发挥作用。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借助于国家强制力。《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规定，可以通过人民调解制度与民事诉讼机制的连接，确保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并通过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力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二
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如何界定，是人民调解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学者间存有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职权对具体的法律关系依法加以确认的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其理由是人民调解协议具备了法律行为效力的四个要件：1、组织合格。制作人民调解协议的主体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2、内容合法。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3、意思表示真实。人民调解协议的达成完全出于当事人的自愿。4、形式合法。人民调解协议采用了书面形式。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职权对具体的法律关系加以确认的法律文书，当事人不履行协议，不能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应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其理由是：1、人民调解委员会既不是审判机关，也不是仲裁机构，不具有审判权和仲裁权。2、调解人员的法律政策水平普遍较低，难以胜任判断违法与否的工作。3、历史上虽然曾经把人民调解协议视为与人民法院调解协议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文书，但那是当时法制不健全的产物。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协商、认可和制作的纠纷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具有一定权威性和社会约束力的群众自治组织的调解文书。它既不是一种民事合同，也不是一种法律文书，其性质从属于人民调解的性质，是由调解主持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决定的。而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它调解民事纠纷，是一定范围或者社区内群众的一种民主自治活动。第四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订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事合同。其理由是：1、人民调解协议与一般民事合同具有不少共性。二者均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二者都是双方当事人为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所达成的协议；二者都是双方当事人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达成；二者均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2、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某些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殊性。诸如人民调解协议的达成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必须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应当有调解人员的签字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的印章方能成立等等。第五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一种民事程序合同。其理由是人民调解协议符合民事程序合同的两个特征：1、具有典型的合同契约形式。它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意思表示的一致，但不属于任何一种民事合同。2、具有程序上的法律效力。即它的法律效力是阶段性的，若当事人依法启动解决同一纠纷的新程序，尽管它仍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但其法律拘束力自然丧失。④
上述诸观点中，第一种观点违背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9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履行。经过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可以请求基层人民政府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基层司法工作的实际。第二种观点在内容上虽然没有错误，但未明确界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第三种观点在内容上亦没有错误且比较明确，但将人民调解协议定性为一种“调解文书”，有语义循环之疑。第五种观点将人民调解协议界定为民事程序合同，但又不承认这种合同在诉讼程序上的法律拘束力，本身是自相矛盾的。第四种观点抓住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实质，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作了准确的定性。正因为如此，《若干规定》采第四种观点，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
《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根据这一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一）人民调解协议是民事合同。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2、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基本内容或者目的协议；3、必须具有确定性和可履行性。因此，凡是在民事主体之间就财产利益或者某些身份利益所自愿达成的协议，均属民事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所采用的不同协商方式，不能改变民事合同本身的性质。人民调解协议无论是设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是变更当事人之间既存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是终止当事人之间既存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均不影响其民事合同的性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并促使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如同当事人通过中间人的协助或者协调而达成的买卖协议一样，并不改变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⑤
（二）人民调解协议是特殊的民事合同。根据《若干规定》第1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要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双方当事人的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依《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7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时调解纠纷；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也可以主动调解。2、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对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达成一致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因而这种协议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3、人民调解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依《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8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有两种书面形式，即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书。4、人民调解协议应当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可见，人民调解协议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具有自己的特点，比一般民事合同真实合法。
（三）既然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就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不愿履行人民调解协议，另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审查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只要人民调解协议符合法定有效条件的，人民法院就应当维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当事人就应当按照人民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再以原民事法律关系为根据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
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人民调解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又一问题，这可能也是许多人对人民调解制度持怀疑态度的重要原因。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意识中已经渗透了法和权利的观念，完全不问法律上谁是谁非而一味无原则地要求妥协的调解方式已不可能再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申请调解的当事人虽然没有选择利用诉讼制度，却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才提出要求调解”。⑥对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我国有学者认为，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有选择地将签名、盖章的调解协议报基层人民法院审批，由人民法院按简易程序对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确认，并予登记，或者在调解协议达成后，由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亦有学者建议，当反悔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先由人民法院对此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如认为该协议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合法的，就应尊重原调解协议，并给予明确的支持，驳回起诉；如认为该协议的形式和内容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则应宣布该协议无效，宣告撤销，方可进入起诉阶段。⑦
上述诸观点中，各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欠周全。如前所述，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故其法律效力的认定应适用《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若干规定》基于这样考虑，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分别情形作了规定。
（一）人民调解协议的生效要件。民事合同的生效要件是指民事合同能够产生法律约束力并为法律所保障而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据合同自由原则，民事合同只要真实地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意志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就具有法律强制力。根据《合同法》等法律的规定，民事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包括：1、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合同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4、合同的标的可能与合法。人民调解协议作为民事合同的一种，其有效自然亦应具备相应的条件。根据《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备下列条件的为有效：1、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可见，依法成立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即使该协议的内容确定了一方当事人对于某些权利或者利益的放弃，只要该权利或者利益的放弃是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仍然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人民调解协议生效后，是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民事合同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后，不能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所以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亦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依照《公证暂行条例》第4条和第24条的规定，经过公证处证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按文书规定履行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据此，《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人可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人民调解协议的无效条件。民事合同的无效是指民事合同因欠缺法定生效要件而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该合同得不到被赋予合法的法律效果的一种状态。《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条件，第53条规定了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无效的条件。依《若干规定》第5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1、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2、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3、损害社会公共利益；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从中可以看出，人民调解协议的无效条件与一般民事合同的无效条件基本相同，只是不将一般民事合同无效原因之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作为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的原因，同时考虑到人民调解应当遵守自愿原则，不得搞强迫调解，所以人民调解协议的无效原因中增加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
（三）人民调解协议的变更或者撤销条件。民事合同的变更或者撤销，是指因民事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一方当事人因此享有变更权或者撤销权，通过权利人行使变更权或者撤销权，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发生变更或者归于消灭。《合同法》第54条规定了合同的变更或者撤销的条件及行使变更权或者撤销权的方式。依《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下列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2、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从中可以看出，人民调解协议的变更或者撤销条件及变更权或者撤销权行使的方式与一般民事合同的完全相同，并无二样。人民调解协议变更权或者撤销权的行使，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当事人是行使变更权或者撤销权，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人民法院不能干涉。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得撤销。二是撤销权的行使是有时间限制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1、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2、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四）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民事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虽然不能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但并非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在民事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仍然存在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合同法》第56条对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作了规定，第58条和第59条对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了规定。依《若干规定》第8条的规定，无效的调解协议或者被撤销的调解协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调解协议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但关于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若干决定》未作规定，可否依《合同法》第58条和第59条的规定处理？应分别不同情形而定。当事人一方不愿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存在法律后果问题。义务方因反悔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如果调解协议未履行，亦不存在法律后果问题；如果调解协议已履行，可依《合同法》第58条和第59条的规定处理，即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可以原民事法律关系为根据向人民法院起诉。但人民调解协议被变更后，当事人民不得以原民事法律关系为根据向人民法院起诉，只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生效的变更调解协议的裁判。
参考文献：
①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0页。
②张福森：《与时俱进 改革创新 努力推动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更快更好地发展》，《法制日报》2002年9月28日第三版。
③张卫平：《人民调解的新发展》，《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30日第三版。
④参见hkjudy：《人民调解协议性质之探析》，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211.100.18.62/）2002年7月3日。
⑤尹田：《人民调解协议应视为民事合同》，《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30日第三版。
⑥[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⑦参见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厦门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04年修正）
厦门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04年修正）
（1995年12月22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25号公布 根据1997年12月29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69号公布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决定》和2004年6月2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11号公布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修订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商品条码化，沟通商品生产销售信息，提高商品的竞争力，促进市场经济和贸易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范围内使用商品条码以及制作、销售条码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条码是指用于国际和国内流通领域的物品编码及相应的条码标识。商品条码包括国际物品编码（EAN码）和北美商品条码（UPC码）。
本办法所称条码产品包括条码印刷品、条码识读设备、制作设备和与之相关的软硬件。
第四条 政府支持和鼓励企业使用商品条码。出口商品、名优产品和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产品的生产企业应积极使用商品条码；商业企业应积极采用条码扫描自动化管理系统（POS系统）。
第五条 厦门市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条码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条码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和管理本辖区条码工作，在条码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实施国家条码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标准，推动商品的条码化和条码技术应用；
（二）受理商品条码的注册申请和商品条码备案；
（三）负责商品条码和条码产品的管理和监督；
（四）组织条码技术的交流和培训服务。
第二章 商品条码的注册、备案与使用
第六条 除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况外，在我国依法成立的企事业单位使用商品条码的、必须在中国申请商品条码注册。
第七条 申请商品条码注册应提供下列资料报条码主管部门初审：
（一）商品条码注册申请书；
（二）单位代码证书及营业执照影印件；
（三）在有注册商标的商品上使用商品条码的，还应提供商标注册证书。
条码主管部门对初审合格的申请应于5日内报国家条码主管部门复审。
第八条 企事业单位取得中国商品条码注册证书后，方可正式启用注册的商品条码，并同时成为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以下简称系统成员）。
条码主管部门应定期公告系统成员及其注册的商品条码。
第九条 需要使用北美商品条码的，可按本办法第七条有关规定申请注册。
在国内获得北美商品条码注册的，视同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
第十条 系统成员对其注册的商品条码享有专有使用权。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或冒用他人的商品条码。
第十一条 使用商品条码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
注册的商品条码只能在本企业生产、经营的商品上使用，不得出租、转让或与其他企业共用。
第十二条 注册的商品条码有效期为2年，期满前3个月内由条码主管部门通知系统成员参加续展复审。逾期不参加复审的，注销其注册商品条码和系统成员资格，并予以公告。
第十三条 系统成员更改单位名称，应自更名之日起30日内持营业执照或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向条码主管部门办理更名手续。
系统成员与他人合资、合并，所成立的新单位需使用商品条码的，应另行办理商品条码的注册手续。
第十四条 系统成员终止使用商品条码的，应向条码主管部门书面申请注销其商品条码。需重新使用商品条码的，应按本办法注册新的商品条码。
对已注销的商品条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启用。
第十五条 境外公司在本市设立的子公司如使用境外公司注册的商品条码，应持下列资料向条码主管部门申报备案：
（一）境外公司的商品条码注册证书；
（二）使用境外注册商品条码的授权文件；
（三）子公司的单位代码证书及营业执照影印件。
第十六条 受委托加工产品并使用委托人注册的商品条码的，应自加工合同生效之日起15日内持下列资料向条码主管部门办理备案登记，领取备案证书：
（一）委托人的商品条码注册证书；
（二）加工合同；
（三）委托加工产品的条码标识。
第十七条 系统成员印制商品条码需要原版胶片的，应当向商品条码原版制作者订制原版胶片。
商品条码原版胶片制作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制作原版胶片，保证原版胶片质量。
第十八条 申请、变更商品条码注册，应按国家规定交纳费用。
第三章 商品条码产品的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条码产品，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第二十条 印制商品条码，必须具备相应的印制能力，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商品条码的印制业务。
承接商品条码印制业务时，应查验付印方的商品条码注册证书并立档备查。
印制者不得印制和提供假冒的商品条码。
第二十一条 条码主管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中，可到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查验其商品条码注册证书，备案证书和准印证书，检查商品条码使用规范和条码产品制造质量。
对涉嫌假冒、伪造的前款证书和条码产品，可依法封存、扣押。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在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上伪造和冒用他人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未售出的产品，没收已售出产品的销货款，并可处以违法经营额1至5倍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出租、转让、共用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违法所得1至3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3万元；无违法所得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销毁违法的条码标识，并可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使用已注销的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销毁违法的条码标识，并可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违法所得1至3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3万元。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第三款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违法印制品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至5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可没收有关印制工具，设施和原材料。
第二十八条 条码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