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柏拉图《法律篇》中译本——兼与张智仁、何勤华先生商榷/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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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柏拉图《法律篇》中译本
——兼与张智仁、何勤华先生商榷
作者：宋飞
上海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法律篇》中译本一书，可以说是张智仁、何勤华两位先生的一大杰作。一般认为，柏拉图的《法律篇》与《理想国》比较而言，在表达和行文上比较晦涩和枯燥。但是，由于两位译者的努力，我们依旧能够较为流畅地阅读到《法律篇》的精彩论述，并清晰把握其中的思想脉络。然而，该书中的翻译错误也是客观存在的。笔者作为一个该书的读者，简单找出以下几处以供参考，希望该书在再版时予以更正：
第1页 雷达曼萨斯——应为“拉达曼提斯”，这一点，可以通过周伊特的英译本原文和与张智仁、何勤华等人的中译本399页第2自然段开头的“拉达曼提斯”相对照从而看出的。
第80页 第5、7自然段中提到“克列斯丰提斯做了迈锡尼的王”，这里似乎把一个重要地名“迈锡尼”给调换了适用的地点。根据楚图南译的德国人斯威布著作《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迈锡尼”这一词曾被译作“密刻奈”，一般与阿伽门农相联系，该书中称“克列斯丰提斯做了墨塞涅的王”。“ 墨塞涅”一词后来又被人译为“美塞尼亚”或“梅西尼”。因此，我认为《法律篇》中译本中最好不要出现“迈锡尼”这种译法。
第87页 倒数第二段，把“客”说的话，译成了“克”说的话。不方便读者阅读。
第101页 第一段提到了“斯巴达人…当时进行…迈锡尼战争”，根据史实，马拉松战役时期，斯巴达人进行的战争被称为“美塞尼亚战争”，这正好印证了我在第80页中提到的那一点。
第393页 第2段中提到了“普特洛克勒斯”、“阿基来乌斯”、“西蒂斯”以及“梅诺伊迪奥斯”，这样一些人名，再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中译本和楚图南译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一书中都被译成“帕特洛克罗斯”、“阿喀琉斯”、“忒提斯”和“墨诺提俄斯”。后面一种译法似乎更为权威。
此外，张、何等人的中译本主要是根据周伊特的英译本转译成中文的。因为英国人信奉基督教，所以反映在中译本上有不少“上帝”的提法。而柏拉图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那时的希腊人只信宙斯，基督教直到公元1世纪才出现。因此，中译本中“上帝”的提法不妥，应改为“宙斯”，这样才更忠实于柏拉图的原著。
不妥之处，还请见谅！
参考文献：
1.（古希腊） 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2.（德国） 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上下册），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3．（古希腊） 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曾在法律图书馆网发表论文《人治与法治的较量-兼论德治》、《从一案看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房地产权属变更案例评析》、《试论国有资产流失与法律规制》、《周??与》、《盖尤斯与》、《格老秀斯法学思想研究》、《制定法、成文法概念比较研究》、《宪法定义新论》、《试论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对12起处罚决定被撤销的复议案的法理分析》、《公司法与劳动法竞业禁止原则之比较》、《试论公司监事制度》；译作《中国传统哲学与争端解决》、《美国诉微软案》、《屠宰场案的负面影响》。
广东省农村集体财务公开制度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广东省农村集体财务公开制度的通知
粤府办〔２００２〕４４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府直属有关单位：
《广东省农村集体财务公开制度》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二年六月十日
广东省农村集体财务公开制度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村集体财务活动的管理与监督，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拥有、占用、使用农村集体资产的村、组社区性组织的财务公开。
第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村、组集体财务公开工作，监察、组织、财政、民政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予以配合。
第四条 村、组社区性组织实行财务公开制度。
村、组社区性组织财务公开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并做到“公布地点公众化、公布形式专栏化、公布内容通俗化、热点问题专项化”，通过设立公布栏（墙）、召开发布会、公布到户等多种形式，将农村集体财务信息和资产状况及时、准确、完整地向群众公布。有条件的村、组应实行集体财务电算化管理，运用电脑触摸屏进行公开。
村、组社区性组织财务公布栏（墙）旁边设立意见箱，接受群众监督。
村、组社区性组织财务公开的样式由县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统一规定。
第五条 村、组社区性组织财务公开的主要内容：
（一）财务计划：
１．财务收支计划；
２．固定资产购建计划；
３．基本建设计划；
４．兴办企业及资源开发投资计划；
５．收益分配计划；
６．其他与集体经济或农民负担有关的财务收支计划。
（二）损益性收入：
１．村提留收入；
２．发包及上交收入；
３．集体统一经营收入；
４．其他收入。
（三）损益性支出：
１．干部工资、补贴、奖金、公务活动支出；
２．招待费支出；
３．集体统一经营支出；
４．其他支出。
（四）非损益性收支：
１．土地补偿费收支；
２．福利费收支；
３．捐赠款及捐赠物资收支；
４．上级拨款收支；
５．乡镇统筹费及涉农税费收支；
６．扶贫救济收支；
７．依法向群众专项筹集的公益性、生产性建设资金收支；
８．各项建设开支（包括购建生产性固定资产等支出）；
９．公益福利开支（包括购建公益性固定资产支出和合作医疗支出等）；
１０．其他非损益性收支。
（五）债权债务：
１．应收款；
２．应付款；
３．各项借款；
４．其他债权债务。
（六）集体资产：
１．现金及银行（信用社）存款；
２．产品物资；
３．固定资产；
４．对外投资；
５．其他资产。
（七）收益分配：
１．收益总额；
２．缴纳税金；
３．提取公积金；
４．提取公益金；
５．提取福利费；
６．投资分利；
７．其他分配；
８．未分配收益。
第六条 村、组社区性组织财务公开的时间及要求：
年初公布财务计划；经济发达村组每月后１０日内、经济次发达和落后地区每季后１０日内公布财务收支情况；年度终了后１５日内公布各项财务收支、各种财产、债权债务、收益分配、预决算；现金及银行存款应按出纳帐原原本本公开，征地款、应收款、应付款、救灾救济款、上级拨款、干部报酬以及其他重要财务事项、专项经济事项和多数群众或民主理财监督机构要求公开的经济事项，应及时进行专题明细公布。
第七条 村、组社区性组织财务公开的程序：
（一）由民主理财监督机构对帐目、凭证和实物、存款进行全面核实；
（二）民主理财监督机构出具审核意见，经村、组社区性组织主要负责人、主管会计和民主理财监督机构成员共同签字；
（三）按县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公开的样式进行公布。
第八条 村、组社区性组织按照本制度第五条规定的公开内容向群众公布后，其主要负责人应安排专门时间，接待群众来访，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群众在财务公开中反映的问题要及时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要作出解释。不得对提出和反映问题的群众进行压制或打击报复。
第九条 民主理财监督机构是对村、组集体财务公开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代表机构。
民主理财监督机构由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成员一般３- ７人，组长由民主理财监督机构成员会议选举产生。民主理财监督机构每３年改选一次，与村民委员会换届同步进行，可连选连任。
第十条 民主理财监督机构成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懂基本的财会知识；
（二）非村、组主要领导干部及其直系亲属；
（三）秉公办事，作风正派。
第十一条 民主理财监督机构的权力和义务：
（一）享有预决算初审权、财务开支监督权和对不合理开支否决权：
１. 有权对财务收支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实物进行逐单、逐项审核、签字。未经民主理财监督机构成员共同签字同意的原始凭证，不准会计人员入帐；
２. 有权对财务公开、财务制度、经济合同、财务预算、决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监督；
３. 有权对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物资、产成品、固定资产存量等进行不定期的盘查、核实；
４. 有权监督张榜公布的财务、资产内容是否及时、真实、完整。未经民主理财监督机构审核盖章或成员共同签字的财务公布表不得上墙公布；
５. 有权要求村、组社区性组织纠正审核中发现或财务公开中发现的问题，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有关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提出处理建议。
（二）听取和反映全体村民和社员对社区性集体经济财务、会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接受村民和社员的咨询并作出解释。每年向本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提出民主理财监督工作报告。
（三）自觉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当地党支部的领导，处理事情公平、公正，以事实为依据，以有关的制度、规定为尺度。凡违反制度、规定使集体经济受到损失的，要承担责任。
（四）民主理财监督机构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威胁和打击报复。
（五）民主理财监督机构成员的报酬，采用误工补助的办法。补助标准由各村、组确定，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民主理财监督机构的活动经费及其成员的补助经费由村、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第十二条 村、组社区性组织成员享有下列监督权：
（一）有权对所公布的财务帐目提出质疑。对财务帐目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有怀疑的，可由１０人以上（含１０人）的村、组成员联名向村、组社区性组织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联名委托书委托民主理财监督机构或镇经管部门查阅审核有关财务帐目；民主理财监督机构或镇经管部门负责将查阅审核的情况和结果在公布栏张榜公布；
（二）有权要求有关当事人对有关财务问题进行解释或解答；
（三）有权逐级反映财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有权对财务公开不及时、不完整、弄虚作假等行为向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反映和举报。
第十三条 村、组社区性组织应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村民或社员议事会议。凡属财务管理的重大事项以及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处理，都应先召集党员大会讨论，再提交村民或社员大会或代表会议讨论，按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决策。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乡（镇）政府对村、组社区集体财务公开工作承担下列指导和监督职责：
（一）指导和监督村、组社区性组织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财务公开制度，实行财务公开和民主理财。
（二）组织有关财会人员对村、组社区性组织的财务活动进行交叉会审，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社区性组织进行重点审计，对村、组干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和离任审计，对占用农村集体资产的企业和单位进行定期审计，并及时公开审计结果。
（三）对村、组社区性组织财会人员和民主理财监督机构成员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
（四）对村、组社区性组织与民主理财监督机构在预决算、财务开支、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不同意见进行协调与裁决。
第十五条 县、乡（镇）两级政府应将村、组社区集体财务公开纳入工作目标进行管理，并作为考核农村基层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第十六条 各级政府对村、组集体财务公开工作应加强监督检查：县、镇每半年、地级以上市每年组织一次检查或抽查，省每年组织工作组到各市抽查。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违反本制度的村、组社区性组织应责令其限期整改；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其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有打击报复行为的，依法作出处理或向有关单位提出处理建议；对挥霍、侵占、挪用、私吞集体财物及其他违法行为的依法及时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我省村、组社区性组织财务公开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以本制度为准。
从教育行政案件看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与完善
姬永福,刘晓序
[内容提要]随着社会发展，教育与人们关系日益密切，教育纠纷时有发生，而其中大多以教育行政管理机关行使特定职权而引起。这类纠纷双方地位并不平等，显然不属民事案件，应纳入行政诉讼领域。但由于行政诉讼法对该类案件是否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语焉不详。理论界,实务界意见不一。本文拟从这一类案件的实务处理和理论分析作为切入点来深入探讨现行行政诉讼立法目的，受案范围，被告资格等基本内容的缺失和完善。
[关键词] 目的; 受案范围；行政主体；被告适格
案例`问题及法律思考之一
案例：《义务教育法》规定，达到入学年龄的未成年人家长有监护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对有的家长拒绝履行该义务的，有的地方政府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家长履行相应义务。如《法制日报》曾连续报载《不送孩子上学吃官司--修文8位家长成被告》（1998年11月20日），《家长不让孩子上学，乡长控告家长违法》（1999年3月30日）.
问题：行政诉讼通俗地讲是“民告官”，那么可否允许“官告民”呢？即当公民不履行行政义务时政府可否作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呢？
思考：这一类案件带来的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对行政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理解以及对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的认识。
行政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
行政司法权与行政权之关系问题是以权力分立与制约理论为基础的。“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相互独立，并分别委托给不同的人或群体行使的政府形式是最可靠的。”而且，仅有分权并不能防止权力滥用，因为运用权力的人也有人性的弱点。“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其思想脉络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必然导致滥用，所以需要分权，分权仍不能防止权力滥用,所以需要权力之间互相制约.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者关系必然是行政权要求司法权的尊重和有限介入.这种有限介入既包括限制司法机关主动介入也拒绝行政机关自动降低行政权威而”委身”于司法权威之下.
案例，问题及法律思考之二
案例 ：某镇政府拖欠供电所电费，供电所停止向其供电，镇政府便做出在镇学校上学的9名供电所职工子弟“暂放假5天”的决定。因此，9名学生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镇政府侵犯自己的受教育权。
问题：上述案例就是原告诉行政机关侵犯了自己合法的受教育权。这里要讨论的是，侵犯受教育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能否被诉呢？
思考：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做一个系统考察.
一） 对受案范围的理解。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实际上是法定的由法院受理并审判一定范围内行政案件的权限。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实际上涉及到司法权，行政权和诉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法院而言，受案范围就是法院的“主管范围”。它决定着法院与行政机关在解决行政案件中的责任与分配。对行政主体而言，受案范围实质上就是其行政行为受司法审查的范围。而对行政相对人来讲，受案范围就是“起诉范围”。
二）受案范围的设定方式。世界各国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定方式规定不一。英美法系和法国主要是通过判例来确定，而大陆法系国家做法各异。基本分为：列举式（即在相关法律法规中逐一列举出哪些案件由法院受理，那些不能由其受理）；概括式（法律规定一个原则性的概括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均可提起行政诉讼）;混合式(列举和概括并用)。综合考察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法条，可以认为我国采取的是“肯定概括结合否定列举，并以肯定列举示范为补充”。即除第12条列举的属不可诉行为外，凡符合第2条概括规定的，均是可诉的，而11条的肯定式列举规定仅是举例，示范性质的，而不是对受案范围的界定和限制。只有做这样的理解，才能既妥善处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当然这需要行政诉讼法在修订时进一步明确11条的“列举示范”性质。
三）确定标准及具体到我国。一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是任意确定的，而是综合考虑本国政治体制，法制现状，历史传统的结果.不仅因国家而异且一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考察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可以发现其受案范围的确定并非无章可循。在纷繁复杂的法律规定下还是有一些“潜规则”的：1，最大限度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权利就必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行政诉权是行政相对人的一项重要救济权，非有正当理由不能剥夺或限制。所以在确定受案范围时应在不损害公益前提下尽量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妥当处理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关系。司法机关对于行政监督应有
限度，应只将主要涉及法律问题或争议的行为列入受案范围。3，应考虑到本国法制完备程度，行政机关执法水平，社会法律意识和法院解决行政争议的实际能力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立法者在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无疑也参考了上述标准，并最终确定了行政行为的两大可诉标准：行为标准和权益标准。行为标准，即必须是当事人认为违法侵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权益标准则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讨论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定方式存在误解（如将行政诉讼法11条示范性的列举理解成限定性的罗列）。所以大多人认为只有人身权，财产权受侵犯的才能诉诸法院，这样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文化权利受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时没有救济途径，出现了法律上的“救济真空”。这是行政诉讼立法上的缺憾。事实上，无论是从行政诉讼法法条本身还是其背后立法精神来看，对受案范围的“权益标准”均应作“扩大解释”。行政诉讼法第2条和第11条2款都表明凡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只要未被明确排除于司法保护之外的）均属行政保护的合法权益范围。从立法精神层面看，如前所述我们在确立受案范围时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前提下，就应尽量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达到最大限度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案例，问题及思考之三
案例： 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因考试携带字条被学校给予勒令退学的处理，但该处理实际上并未得到执行。此后两年中，田永仍以一名正常学生身份在该校学习。临毕业时，学校以已对他做出退学处理的理由，不予发放其毕业证和学位证。田永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学校发放上述证件。
问题：法院受理这两起案件引起了法学界很大的争议。大家对学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看法不一。
思考：实际上对这类案件如何处理牵涉到对行政主体概念的把握和行政诉讼被告适格的理解。
我国现行行政主体理论认为行政主体是享有行政职权能够独立进行行政管理并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主要包括两类：具有法定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目前我国体制下，像学校，基金会等等一些不具有“官”的身份的组织，却常常以“官”的姿态行使管理权。从法律角度我们该如何看待类似组织呢？显然，他们不属于“行政机关”，那么是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呢？以学校为例来看，《教育法》25条明确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范，并举办学校等教育机构”;该法21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许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类似授权学校的法律依据还有《学历条例》《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显而易见，学校可以被认为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它是否是行政诉讼法视野内的授权组织呢？换句话说，法律，法规授的这个“权”是否是“行政管理权”呢？从我国现行办学机构及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关系来看，在所有制上，公立学校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在管理内容上，学籍，学位是其严格管理的内容，学校向学生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代表国家而非学校自主行为。由此分析，类似如学籍，学位管理，教师职称评定等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性质的职权行使就是法律法规对学校的授权。学校在行使该授权时，如果侵犯了学生教师的合法权益，他们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学校此时理应成为被告。但从长远来看，用法律，法规授权的方式来界定行政诉讼被告必然行之不远。因为从行政法发展方向来看，其介入的广度日益扩张。社会各行业都需要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以法律规定某一组织的权力就认定其为授权组织的现行做法将越来越行不通。所以，找到一条既能规范类似授权组织，又能保护被管理者合法权益的最佳途径来才是当务之急。我们知道，法律之所以授权给该组织，被授权的权力之所以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关键是此类组织本身就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国外的“公务法人”引入，笔者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途径。我们考察国外公务法人的出现可以发现它是公务分权的结果。因为社会越发展，行政事务就越纷繁多样，且专业性就越强。行政机关不可能全部承担，只能将一些特定的，独立的行政公务从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的一般职能中分离出来，交由特定的法律人格来行使,并由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这样，将学校划入公务法人范畴中来，使其成为行政主体，其与被管理者发生的因行政管理而起的纠纷就可纳入行政诉讼加以解决。通俗的说，我们就不用考虑该类组织能不能成为适格被告，而只要考虑双方之间的纠纷是否是行政管理引起的纠纷。如果是，则无可非议的适用行政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