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海口市禁止使用摩托车进行营业性旅客运输的规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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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海口市禁止使用摩托车进行营业性旅客运输的规定》的决定
关于废止《海口市禁止使用摩托车进行营业性旅客运输的规定》的决定（海口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海口市禁止使用摩托车进行营业性旅客运输的规定〉的决定》已经2012年3月15日十五届市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冀文林
二○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海口市禁止使用摩托车进行营业性旅客运输的规定》的决定
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政府规章《海口市禁止使用摩托车进行营业性旅客运输的规定》(1998年10月25日海口市人民政府令第23号发布2000年12月26日第一次修正2002年9月23日第二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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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与“良吏”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古人治国，讲求“王霸兼综”、“德刑并用”、“儒法相辅”；今人治国，讲求“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尽管古代的“家国”概念早已不同于如今的“民主共和国”了，但就其“治国”所采用的指引思想而言，似乎还不能说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治国”吗？总得需要从“说服”和“强制”两方面着手，需要从“立法”和“执法”两方面用功。提及此，难免又让人想到了“良法”与“良吏”的问题，想起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既然又想到了这些问题，那就不妨干脆将有关内容再重述一遍吧。
一、何谓“良法”？综观中外古今，法至少含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具有“权利”、“公平”、“正义”等富有道德意味的抽象含义。第二、国家机关制定或颁布的具体的普遍有效的行为规则。第三、符合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和人类自身特点的社会控制或管理方式。总而括之，从法学家的角度，法应是通过人类理性之光照耀所折射出的反映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实然与应然、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的真实的或虚假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理性之光照耀下，“良法”就是那些能够起到充分尊重人类自身的权利、能够体现社会历史时期的“公平”和“正义”观念、能够引导人人弃恶从善、能够帮助人类充分展现自我、能够对“奴役人、束缚人、压迫人、禁锢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公共权力形成抗衡或制约、能够铲除观念上和制度上对人实行差别或歧视待遇的土壤、能够保障对权利受害者及时进行司法救济或其他形式的补偿、能够创造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等功能作用的“法”；反之，则为“恶法”。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恶法属于非法”。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良法”还仅是反映人类对“法”的理想或愿望的成分而已，因为时至今日，现实社会存在的“假、恶、丑”现象仍要求我们必须制定大量的“良法”出来。人类社会立法的过程，不就是要在社会法律的实践中不断地发现或制定“良法”并摈弃“恶法”的过程吗？人类社会自身不断的进步，不也是反映“良法”与“恶法”不断斗争、“良法”不断战胜“恶法”的过程吗？
二、何谓“良吏”？在中国古代，“吏”一般指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也泛指官吏，“吏治”就是指地方官的作风和成绩。今言“吏”则无他意，借指执行法律或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已。“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也得靠人去执行。什么样的人去执法才好呢？答曰“自然是良吏最好”。那什么又是“良吏”呢？还是看看中国古人是怎么讲的吧。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根据德与才的关系将人分为圣人（即德才兼备者）、君子（即德胜才者）、小人（即才胜德者）、庸人（无德无才者）四类；并且指出“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按照对人的如此分类，就治国而言，自然是圣人最佳，君子次之，庸人再次之，小人不可用也。但是德才兼备之圣人历代少有；庸人最多，但又误国；小人有才，却又害国；只有君子不害国不误国，可大胆任用也。可见，古人所认可的“良吏”应是圣人和君子，而小人和庸人为官则属于“恶吏”或“庸吏”的范围。今天，我们考察和任用干部或官员的标准自然是更加细化、科学化，但有关被录用或任免人员的道德品行和才能仍是衡量我们现代各级官员优劣的最重要尺度。我们所期待的“良吏”不仅要有才，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德。可是，“良吏”又不是写在脸面上的东西，只能通过其具体的做人或做事才能反映出来。时至今日，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仪器能够精确地测量出个人道德品行的优劣或借助某些机遇或条件才能发挥出来的个人能力的大小；而且“时位之移人也”，人的德行或才能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我们怎能保障执法的不是“小人”或“庸人”呢？但我们确实期待着执法之人都应是德才兼备的“良吏”。
三、关于“良吏”生“良法”的问题。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宋代 王安石《提转考课敕词》）；“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宋代 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官吏才能保证“善法”得以贯彻执行；官吏能否守法和执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治乱、民生福祉，也难怪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官吏之选拔和考核。无独有偶，英国历史上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弗兰西斯科•培根曾担任过英国的首席大法官，对“法律”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也有同感。培根认为：再好的法律，如果让拙劣的法官去执行，它也会变得一文不值；相反，即便是法律不健全、不完美，让优秀的法官依据法律的原则或精神并本着自己的良知去断案同样可以作出公正的判决。追古溯今，可以说我们今天制定的各类法律规章不可谓不多矣！有关规定也不能说不具体不详尽矣！然现实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了吗？有多少法律规章的具体明确规定是被执法的官吏曲解和滥用了呢？看来，不是我们制定的法律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吏治”存在问题，就像是“好经”被“坏和尚们”给念歪了一样，难怪我们的领导者要提倡“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若我们所任免的各级官员无德无才，我们制定再多的法律又有什么用呢？若我们的各级官员都是有了德行和才干的“良吏”，现实中自然会催生出一些符合人性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良法”，现存的已制定的法律也会充分发挥出被公正适用的“良法”作用。
四、关于“良法”出“良吏”的问题。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说：“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曰亦不足矣”（引自《周公》）。至于为什么立“良法”才能出“良吏”的原因恐怕还是西方的法律思想家从人性的角度说得更为清楚明白些。卢梭曾说过：“人们首要的法则是对自身生存的关怀；人们首要的关怀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怀”（《社会契约论》）。对此，孟德斯鸠说得更为直白些，他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必然产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想法”、“绝对的权力必然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要想防止权力不被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论法的精神》）。这就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石。这些思想家的话语无非是强调制度可以限制或约束人性的自私或恶的方面，说明“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的道理。因为执法的官吏并非神明，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为官为吏也是为了能够取得一个即可养家糊口又可实现自己理想或抱负的职位。如果我们把公共权力交给他们掌管后不能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防止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那我们就不能保证他们从本应该为民掌权谋利的“良吏”一个个蜕变成渎职枉法、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相反，如果我们设计出了良好的制度，制定出了防止权力滥用使权力能够相互制衡的“良法”，任何官员不管其级别有多高、职务有多大，一旦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则必让其受到法律的追究。倘真如此，何愁“良吏”不多也！
看来“良法”与“良吏”的关系的确是一种循环相生、相互为用的辨证关系；不仅是“良吏”能催生出“良法”，而且“良法”更能约束出“良吏”；其中，“良法”为本，“良吏”为末，能够约束“良吏”之“良法”更为本中之本。记得当年英国的培根大法官最终因涉嫌徇情枉法而受到英国议会的审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我可以毫不愧疚地讲，我可以算是本世纪以来最为清正廉洁的一名法官，但议会对我的此次审判也是本世纪最为公正的一次审判。愿我们的国家多一些人品如培根那样清正廉洁的“良吏”，更多一些像英国那样能够随时限制权力被滥用的法律制度。
2006年1月8日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关于对送、领外钞实行当面清点、交接的通知
中国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分行，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南京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杭州市、济南、浦东分行：
在我行内部行与行之间办理现钞调运时，为了严密手续，明确责任，防止差错，避免由于事后整点发现差错，在运出行与运入行之间责任不清，引起扯皮，同时也为了减少现金积压，提高经济效益，总行规定今后对运送和领取外钞，运出行与运入行双方一律实行当面清点、交接的办法
。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运送外钞。运出行应保证现钞与送钞人员同车同行，将现钞运抵接钞行后，由送钞人员开启钞箱，将现钞交予接钞行人员当面清点。清点之前，接钞行人员应根据送钞行填制的“外币运送通知书”及“外币运送清单”所填金额核对大数，无误后进行逐张清点，清点完毕如无差错，
接钞行人员在“外币运送通知书”，以及“外币运送清单”回执上加注“所送现钞如实收妥”字样，并签字（章）和加盖业务公章认可。事后如发现差错（含假钞），责任和善后的处理工作由接钞行负责；清点、交接中如发现差错（或假钞），经送钞行人员复验认可后，接钞行人员在“外
币运送通知书”及“外币运送清单”上批注差错（或假钞）情况，并向送钞行出具“现钞差错证明书”（附件一），交接双方签字（章）认可，接钞行将差错（或假钞）所在捆、把的大、小封签（包括假钞）一同交送钞行人员带回，责任和善后的处理工作由送钞行负责。原则上运送现钞应
当天清点、交接完毕，如因到达时间较晚等原因不能当天清点、交接时，接钞行须将由送钞行加锁、加封的钞箱入库保管，向送钞人员出具“代保管钞票收据”（附件二），翌日将钞箱交还送钞人员，经送钞人员检验钞箱完好无损后，退还“代保管钞票收据”，然后按上述办法进行清点、
交接。
二、领取外钞。不论按外钞运送渠道领取与否均实行当面清点、交接。清点、交接中发现差错经双方认定后，多退少补；其差错由送钞行负责，交接后发现的差错（含假钞）由接收行负责。领取外钞时，领钞人员应随身携带本人名章，对现钞清点后进行重新捆扎、签封，在腰条、封签
上加盖领钞人员名章。领取外钞时，应尽量在清点、交接的当天返程。如因时间较晚等原因不能当天返程，领钞人员须将加锁、加封的钞箱入送钞行金库保管；送钞行向领钞人员出具“代保管钞票收据”，翌日将钞箱交还领钞人员，领钞人员检验钞箱完好无损后，退还“代保管钞票收据”
，如有疑问，应立即当场开箱查验，不得带着问题返程。
三、外币集中点行接收有关行送来的外钞，一律作入帐处理，对接收的成捆加封的外钞，可卡把点大数，但对不成捆或把的外钞，必须逐张清点。
四、今后各级行、处只保存美元、日元、港币等几种经常支付的外钞，对其他外钞不论金额大小都应随时送出，上级行（含外币集中点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
本通知自文到之日起开始执行。
附：一 现钞差错证明书
致：
你行送出之现钞经我行清点，发现错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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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小 封 签 ｜ 大 封 签 ｜
｜ 差错类型 ｜ 币 别 ｜ 面 值 ｜ 金 额 ｜－－－－－－－－－｜－－－－－－－－－－－－－－－－－－－｜
｜ ｜ ｜ ｜ ｜ 经办 ｜ 复核 ｜ 行号 ｜ 日期 ｜ 经办 ｜ 复核 ｜
｜－－－－－－｜－－－－－｜－－－－－｜－－－－－｜－－－－｜－－－－｜－－－－｜－－－－｜－－－－｜－－－－｜
｜ 长 款 ｜ ｜ ｜ ｜ ｜ ｜ ｜ ｜ ｜ ｜
｜－－－－－－｜－－－－－｜－－－－－｜－－－－－｜－－－－｜－－－－｜－－－－｜－－－－｜－－－－｜－－－－｜
｜ 短 款 ｜ ｜ ｜ ｜ ｜ ｜ ｜ ｜ ｜ ｜
｜－－－－－－｜－－－－－｜－－－－－｜－－－－－｜－－－－｜－－－－｜－－－－｜－－－－｜－－－－｜－－－－｜
｜ 假 钞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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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钞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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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情况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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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钞行清点人 ｜送钞行监交人 ｜
－－－－－－－｜－－－－－－－｜
甲 ｜ 乙 ｜ 甲 ｜ 乙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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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现将大、小封签及假钞退交你行，请核查。
本证明书未经清点人、监交人 接钞行（业务公章）
签字认可并加盖业务公章无效 年 月 日
附：二 代保管钞票收据
致：
兹收到你行 等人送来（领取）的钞票箱。
箱号：
以上钞票暂由我行代保管，交还时经你行人员检验箱锁、箱封及钞箱完好无损后退回本收据。
代保管行经办人：
＿＿＿＿＿＿＿＿＿＿＿＿＿＿ 代保管行（业务公章）
＿＿＿＿＿＿＿＿＿＿＿＿＿＿ 年 月 日
交还日期： 送（领）钞人：
年 月 日 ＿＿＿＿＿＿＿＿
＿＿＿＿＿＿＿＿
1995年4月28日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古人治国，讲求“王霸兼综”、“德刑并用”、“儒法相辅”；今人治国，讲求“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尽管古代的“家国”概念早已不同于如今的“民主共和国”了，但就其“治国”所采用的指引思想而言，似乎还不能说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治国”吗？总得需要从“说服”和“强制”两方面着手，需要从“立法”和“执法”两方面用功。提及此，难免又让人想到了“良法”与“良吏”的问题，想起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既然又想到了这些问题，那就不妨干脆将有关内容再重述一遍吧。
一、何谓“良法”？综观中外古今，法至少含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具有“权利”、“公平”、“正义”等富有道德意味的抽象含义。第二、国家机关制定或颁布的具体的普遍有效的行为规则。第三、符合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和人类自身特点的社会控制或管理方式。总而括之，从法学家的角度，法应是通过人类理性之光照耀所折射出的反映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实然与应然、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的真实的或虚假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理性之光照耀下，“良法”就是那些能够起到充分尊重人类自身的权利、能够体现社会历史时期的“公平”和“正义”观念、能够引导人人弃恶从善、能够帮助人类充分展现自我、能够对“奴役人、束缚人、压迫人、禁锢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公共权力形成抗衡或制约、能够铲除观念上和制度上对人实行差别或歧视待遇的土壤、能够保障对权利受害者及时进行司法救济或其他形式的补偿、能够创造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等功能作用的“法”；反之，则为“恶法”。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恶法属于非法”。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良法”还仅是反映人类对“法”的理想或愿望的成分而已，因为时至今日，现实社会存在的“假、恶、丑”现象仍要求我们必须制定大量的“良法”出来。人类社会立法的过程，不就是要在社会法律的实践中不断地发现或制定“良法”并摈弃“恶法”的过程吗？人类社会自身不断的进步，不也是反映“良法”与“恶法”不断斗争、“良法”不断战胜“恶法”的过程吗？
二、何谓“良吏”？在中国古代，“吏”一般指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也泛指官吏，“吏治”就是指地方官的作风和成绩。今言“吏”则无他意，借指执行法律或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已。“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也得靠人去执行。什么样的人去执法才好呢？答曰“自然是良吏最好”。那什么又是“良吏”呢？还是看看中国古人是怎么讲的吧。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根据德与才的关系将人分为圣人（即德才兼备者）、君子（即德胜才者）、小人（即才胜德者）、庸人（无德无才者）四类；并且指出“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按照对人的如此分类，就治国而言，自然是圣人最佳，君子次之，庸人再次之，小人不可用也。但是德才兼备之圣人历代少有；庸人最多，但又误国；小人有才，却又害国；只有君子不害国不误国，可大胆任用也。可见，古人所认可的“良吏”应是圣人和君子，而小人和庸人为官则属于“恶吏”或“庸吏”的范围。今天，我们考察和任用干部或官员的标准自然是更加细化、科学化，但有关被录用或任免人员的道德品行和才能仍是衡量我们现代各级官员优劣的最重要尺度。我们所期待的“良吏”不仅要有才，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德。可是，“良吏”又不是写在脸面上的东西，只能通过其具体的做人或做事才能反映出来。时至今日，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仪器能够精确地测量出个人道德品行的优劣或借助某些机遇或条件才能发挥出来的个人能力的大小；而且“时位之移人也”，人的德行或才能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我们怎能保障执法的不是“小人”或“庸人”呢？但我们确实期待着执法之人都应是德才兼备的“良吏”。
三、关于“良吏”生“良法”的问题。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宋代 王安石《提转考课敕词》）；“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宋代 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官吏才能保证“善法”得以贯彻执行；官吏能否守法和执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治乱、民生福祉，也难怪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官吏之选拔和考核。无独有偶，英国历史上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弗兰西斯科•培根曾担任过英国的首席大法官，对“法律”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也有同感。培根认为：再好的法律，如果让拙劣的法官去执行，它也会变得一文不值；相反，即便是法律不健全、不完美，让优秀的法官依据法律的原则或精神并本着自己的良知去断案同样可以作出公正的判决。追古溯今，可以说我们今天制定的各类法律规章不可谓不多矣！有关规定也不能说不具体不详尽矣！然现实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了吗？有多少法律规章的具体明确规定是被执法的官吏曲解和滥用了呢？看来，不是我们制定的法律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吏治”存在问题，就像是“好经”被“坏和尚们”给念歪了一样，难怪我们的领导者要提倡“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若我们所任免的各级官员无德无才，我们制定再多的法律又有什么用呢？若我们的各级官员都是有了德行和才干的“良吏”，现实中自然会催生出一些符合人性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良法”，现存的已制定的法律也会充分发挥出被公正适用的“良法”作用。
四、关于“良法”出“良吏”的问题。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说：“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曰亦不足矣”（引自《周公》）。至于为什么立“良法”才能出“良吏”的原因恐怕还是西方的法律思想家从人性的角度说得更为清楚明白些。卢梭曾说过：“人们首要的法则是对自身生存的关怀；人们首要的关怀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怀”（《社会契约论》）。对此，孟德斯鸠说得更为直白些，他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必然产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想法”、“绝对的权力必然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要想防止权力不被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论法的精神》）。这就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石。这些思想家的话语无非是强调制度可以限制或约束人性的自私或恶的方面，说明“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的道理。因为执法的官吏并非神明，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为官为吏也是为了能够取得一个即可养家糊口又可实现自己理想或抱负的职位。如果我们把公共权力交给他们掌管后不能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防止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那我们就不能保证他们从本应该为民掌权谋利的“良吏”一个个蜕变成渎职枉法、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相反，如果我们设计出了良好的制度，制定出了防止权力滥用使权力能够相互制衡的“良法”，任何官员不管其级别有多高、职务有多大，一旦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则必让其受到法律的追究。倘真如此，何愁“良吏”不多也！
看来“良法”与“良吏”的关系的确是一种循环相生、相互为用的辨证关系；不仅是“良吏”能催生出“良法”，而且“良法”更能约束出“良吏”；其中，“良法”为本，“良吏”为末，能够约束“良吏”之“良法”更为本中之本。记得当年英国的培根大法官最终因涉嫌徇情枉法而受到英国议会的审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我可以毫不愧疚地讲，我可以算是本世纪以来最为清正廉洁的一名法官，但议会对我的此次审判也是本世纪最为公正的一次审判。愿我们的国家多一些人品如培根那样清正廉洁的“良吏”，更多一些像英国那样能够随时限制权力被滥用的法律制度。
2006年1月8日
中国银行关于对送、领外钞实行当面清点、交接的通知
中国银行关于对送、领外钞实行当面清点、交接的通知
中国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分行，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南京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杭州市、济南、浦东分行：
在我行内部行与行之间办理现钞调运时，为了严密手续，明确责任，防止差错，避免由于事后整点发现差错，在运出行与运入行之间责任不清，引起扯皮，同时也为了减少现金积压，提高经济效益，总行规定今后对运送和领取外钞，运出行与运入行双方一律实行当面清点、交接的办法
。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运送外钞。运出行应保证现钞与送钞人员同车同行，将现钞运抵接钞行后，由送钞人员开启钞箱，将现钞交予接钞行人员当面清点。清点之前，接钞行人员应根据送钞行填制的“外币运送通知书”及“外币运送清单”所填金额核对大数，无误后进行逐张清点，清点完毕如无差错，
接钞行人员在“外币运送通知书”，以及“外币运送清单”回执上加注“所送现钞如实收妥”字样，并签字（章）和加盖业务公章认可。事后如发现差错（含假钞），责任和善后的处理工作由接钞行负责；清点、交接中如发现差错（或假钞），经送钞行人员复验认可后，接钞行人员在“外
币运送通知书”及“外币运送清单”上批注差错（或假钞）情况，并向送钞行出具“现钞差错证明书”（附件一），交接双方签字（章）认可，接钞行将差错（或假钞）所在捆、把的大、小封签（包括假钞）一同交送钞行人员带回，责任和善后的处理工作由送钞行负责。原则上运送现钞应
当天清点、交接完毕，如因到达时间较晚等原因不能当天清点、交接时，接钞行须将由送钞行加锁、加封的钞箱入库保管，向送钞人员出具“代保管钞票收据”（附件二），翌日将钞箱交还送钞人员，经送钞人员检验钞箱完好无损后，退还“代保管钞票收据”，然后按上述办法进行清点、
交接。
二、领取外钞。不论按外钞运送渠道领取与否均实行当面清点、交接。清点、交接中发现差错经双方认定后，多退少补；其差错由送钞行负责，交接后发现的差错（含假钞）由接收行负责。领取外钞时，领钞人员应随身携带本人名章，对现钞清点后进行重新捆扎、签封，在腰条、封签
上加盖领钞人员名章。领取外钞时，应尽量在清点、交接的当天返程。如因时间较晚等原因不能当天返程，领钞人员须将加锁、加封的钞箱入送钞行金库保管；送钞行向领钞人员出具“代保管钞票收据”，翌日将钞箱交还领钞人员，领钞人员检验钞箱完好无损后，退还“代保管钞票收据”
，如有疑问，应立即当场开箱查验，不得带着问题返程。
三、外币集中点行接收有关行送来的外钞，一律作入帐处理，对接收的成捆加封的外钞，可卡把点大数，但对不成捆或把的外钞，必须逐张清点。
四、今后各级行、处只保存美元、日元、港币等几种经常支付的外钞，对其他外钞不论金额大小都应随时送出，上级行（含外币集中点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
本通知自文到之日起开始执行。
附：一 现钞差错证明书
致：
你行送出之现钞经我行清点，发现错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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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错类型 ｜ 币 别 ｜ 面 值 ｜ 金 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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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款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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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款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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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钞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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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钞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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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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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钞行清点人 ｜送钞行监交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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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乙 ｜ 甲 ｜ 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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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大、小封签及假钞退交你行，请核查。
本证明书未经清点人、监交人 接钞行（业务公章）
签字认可并加盖业务公章无效 年 月 日
附：二 代保管钞票收据
致：
兹收到你行 等人送来（领取）的钞票箱。
箱号：
以上钞票暂由我行代保管，交还时经你行人员检验箱锁、箱封及钞箱完好无损后退回本收据。
代保管行经办人：
＿＿＿＿＿＿＿＿＿＿＿＿＿＿ 代保管行（业务公章）
＿＿＿＿＿＿＿＿＿＿＿＿＿＿ 年 月 日
交还日期： 送（领）钞人：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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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