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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关于派遣第七批中国医疗队赴埃塞俄比亚工作的议定书


（签订日期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本着加强两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应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以下简称埃方）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中方）同意派遣由十五人组成的第七批中国医疗队（以下简称中国医疗队）赴埃塞俄比亚工作。
　　中国医疗队的工作期限，自抵达埃塞俄比亚之日起为两年。

　　第二条　中国医疗队的工作地点是纳兹瑞特医院。

　　第三条　中国医疗队与埃塞俄比亚医务人员密切合作开展医疗工作（不包括由医疗工作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通过医疗实践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中国医疗队队长担任所在医院的医务副院长，其权力范围应由双方适时商定。
　　中、埃双方医务人员在医疗工作中，职称较低的医生须尊重职称较高的医生的意见。
　　按照中国医疗队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埃方将提供相应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第四条　中方将提交每个医疗人员的下列内容的材料，并正式译成英文。
　　１．两份简历，两张护照照片。
　　２．合法职业证书影印件。
　　３．文凭或学位，如译成英文应由合法译者严格签字和封印。
　　４．正式委任期的经验报告。

　　第五条　中国医疗队工作所需的医疗设备、器械、药品、医用敷料和化学试剂由埃方提供。
　　中方将无偿提供部分药品、医疗器械（包括针灸用具），由中国医疗队使用和保管。上述中方提供的医疗物资由中方负责运至阿萨布港或吉布提港。埃方将免除上述医疗物资的海关税和其他一切税务，并负责办理这些医疗物资的报关、提取手续和从阿萨布港或吉布提港运至中国医疗队驻地，并负责有关费用。

　　第六条　埃方将免除中国医疗队人员的直接税以及他们首次来埃塞俄比亚工作、六个月内进口的私人物品包括每人一辆专用汽车的海关税及其他一切税务。如若中国专家在上述期限内未进口车辆，埃方应为该队提供当地交通。
　　埃方还将免除中国医疗队在埃塞俄比亚期间所需的粮食、食品及其他消费品的海关税和其他税务。

　　第七条　中国医疗队人员的薪金、交通费（车辆的燃料、维修和折旧费）和往返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国际旅费，以及按第五条规定由中方提供的药品和器械的费用（包括国际运保费）均由中国政府无偿提供，上述费用表将由中方适时提交。

　　第八条　中国医疗队在埃塞俄比亚期间的住房，包括家具、卧具、炊具、水、电及其他基本必需品均由埃方提供，并负担其费用。

　　第九条　埃方负责办理中国医疗队人员在埃塞俄比亚的居留身份证并负担其费用。

　　第十条　中国医疗队人员享有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公共假日，每工作期满十一个月，享有一个月的休假期。

　　第十一条　中国医疗队人员应遵守埃塞俄比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并尊重埃塞俄比亚的风俗习惯。

　　第十二条　中国医疗队人员在埃塞俄比亚期间，如发生死亡或伤残，埃方应负担尸体或伤残者运回中国的费用。

　　第十三条　本议定书如有未尽事宜，或在执行中发生异议，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第十四条　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其有效期至中国医疗队工作期满之日止。如果埃方要求延长中国医疗队的工作期限，应在本议定书期满前六个月向中方提出，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另签议定书或换文确定。

　　第十五条　本议定书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签定，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
　　　代　　　　　表　　　　　　　　代　　　　　表
　　　　　金　森　　　　　　　　　　　　伊兹雷尔
　　　　（签字）　　　　　　　　　　　（签字）
　　无论是在英美法系抑或是大陆法系的证据制度中，证人证言均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形式。“在大陆法系国家，书证和物证因罗马教会法传统更显得重要，但证人的作用并没有被忽视；在普通法系国家，证人是司法程序的中心，甚至有‘无证人，无诉讼’一说。”

　　证人证言也是我国诉讼制度中法定证据形式的一种，但长期以来，“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对证人制度一直未有足够的重视，程序规范疏漏，法律约束不力，致使证人拒不作证或拒不出庭、证人作伪证以及证人证言反复（假证）等现象普遍存在。对当事人而言，这种状况使得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证据资源显得更加匮乏，影响了正当诉讼请求的实现；而对司法机关而言，则是增加了法官查证的负担，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办案质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为改变这一现状,对证人资格、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和可以不出庭的法定情形作了比民事诉讼法更加明确规定，还特别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这一规定并未使证人出庭率有明显提高，根据徐昕教授实证调研，在2003-2004年，某三个法院的证人平均出庭率仅为3.54%。

　　一、证人证言采信率超低的现状与原因

　　毫无疑问，证人证言对民事诉讼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1）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确定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力的大小。（2）有利于充分贯彻言词原则；（3）有利于庭审质证活动的进行从而保障诉讼公正；（4）有利于促进诉讼效率；（5）有利于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实现等。 然而，实务中对证人证言的采信率是很低的，一些利于查明案情的证人证言却被排除在有效证据之外。

　　（一）证人证言的反复性使之真实性被怀疑。实践中法官对证人证言表现的谨小慎微，绝大多数法官不相信证人证言，认为证人与当事人之间一般具有足以导致证人合作的社会关系，且证人由一方当事人申请提出，并由申请人支付出庭的经济补偿，证人实际是“当事人的证人”，其证言的真实性理应受到怀疑。此外，诉讼中证人证言特别是书面证言的反复性，使法官不敢轻易相信其真实性，如某案中，一位证人先后出具四份书面证言，出庭作证两次，其证言内容相矛盾甚至相反。致使法官对证人证言从一开始便产生警惕，并从“性恶论”的观点去惴度当事人，认为在我国公民素质并未普通上升为“为正义而作证”的前提下，在“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盛行的情况下，在对证人的保护和补偿制度极不完善的现状下，证人依然敢为一方当事人作证，除了勇气之外，自然少不了其与当事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所以对证人证言一般假定其为“虚假”的。

　　（二）未成年人证言和利害关系人证言的否定。《证据规定》规定，有利害关系人的证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未出庭作证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不少法官便找到了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认定的“尚方宝剑”，对未成年人证言和利害关系人证言不加区别，一概否定；并且机械地认为证人“不出庭便不具有效力”，从而简单地把书面证言排除在合法证据之外。加之，有学者撰文论述在某些金额较大合同纠纷中，应排除证人证言，其认为排除证人证言可以从根本上杜绝证人作伪证，使当事人和法官免受虚假证言之害；还可以抑制诉讼，那些不诚信的当事人就不会试图贿买证人作伪证的方式，利用诉讼来牟取非法利益；还可以使当事人自觉在民事活动中采取书面形式等等。 受上述理论影响，很多证人证言均被排除在合法证据之外。

　　（三）其他机械排除证人证言的情形。诉讼中即使证人出庭作证，对其出庭证言有些法官也会找出各种理由不予采信：如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证言，以智力状况和不能正确表达为由予以排除；对于与当事人有亲属或从属关系的证人证言，以利害关系为由予以排除；对于当事人超过举证期限申请证人出庭或其他违反程序的证人证言如证人旁听了庭审，一概以程序公正为由予以排除；对于多份证人证言相矛盾的，不加甄别真伪，对所有证人证言予以排除；对于单位证词只有单位盖章而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只有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无单位公章的，简单地以形式缺陷为由予以排除等等。

　　据笔者统计，在江西省九江市某县法院2005年所受理的561件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的案件39件，其中采信证人证言的3份，占7.7%；证人提供证言而未出庭的案件达173件，法官在对证言进行调查核实后采信的有9件，占7.3%，证人证言的采信率是超低的。实践中法官的上述作法，实际上使证人证言这种证据形式仅停留在纸面的规定上，形同虚设，无法发挥其证据作用。既不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又不利于当事人权利保护，对证人证言轻易排除的非理性做法，已构成了实体公正裁判的障碍。

　　二、实体公正与证人证言的谨慎排除

　　如前所述，证人证言作为证据形式的一种，具有多重价值。但是“发现真实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根本目的，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是第二位的目的，在出现冲突时一般应当把有利于发现真实作为首选价值来考虑，依照有助于促进根本目的的实现来设计具体制度和规则，除非有重大理由，不应当背离这一根本目的”。 对于利于发现案件真实的证人证言，我们就不应轻易排除，要善于应用司法能动性，使之为案件的实体公正服务。

　　（一）证人证言是寻求某些案件真实不可或缺的证据。对于证人证言在证据中的作用，笔者有亲身体会，在笔者曾承办某拍卖纠纷案中，原告诉称被告拍卖过程中举牌和落槌的拍卖程序违法而主张拍卖行为无效。因无现场录相，只能凭参加拍卖会的证人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若完全排除证人证言的效力，将导致该案事实无法认定而无法下判。但笔者在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包括书面证词和出庭证言）进行分析取舍后，找出双方证人证言的一致和矛盾之处，依法裁判，而判决效果是胜败皆服。可见对证人证言的效力尽量排除的做法是不具有正当性的。不应对证人的作证动机一律怀疑，即使是证人作证动机不纯（如为了朋友义气、经济利益等），也并不必然导致其作假证，如交通事故目击者悬赏中，当目击者觉得其作证所获利益丰厚，而自愿介入到本不相干的纠纷中，如实陈述其所见，其作证动机并不影响证言的真实性。那种因为有伪证的存在便认为应排除证人证言的论断，无异于因噎废食，舍本求末，也是缺乏理性的，并在学界中非主流观点，不能成为实务中法官排除证人证言的理论依据。

　　（二）如何对证人证言做到谨慎排除。发现真实永远是证据制度首要目的，如果对《证据规定》的适用偏离了这一目的，我们就应当反思和纠正那种证据规则适用观。从严适用《证据规定》，机械理解甚至错误解读法律条文，从而在诉讼中排除证人证言的适用，无疑不利于查明案件真相：

　　首先，关于未出庭作证的书面证言效力问题。按《证据规定》的规定，即使是证人未出庭作证并不必然导致其书面证词无效，只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应认定该书面证词的效力。司法解释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也是呈宽容的态度，规定了五种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法官在适用此条时，应考虑到我国在证人制度立法内容的不完善，如证人权利义务的失衡，对证人经济损失的补偿和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保障的制度缺失等，充分理解证人不出庭的客观因素，宽松掌握“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对于确有困难无法出庭又不符合《证据规定》第56条1-4项的情形，不妨以该条第5项兜底条款“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来调整。有时也可以采取变通措施，可由证人在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庭陈述证言，或由当事人申请法官找证人核实书面证言。其实，“大陆法系对民事证据的资格几乎没什么限制，一般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原则，对证据力的大小进行自由评判。对于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而出具的书面证言，如果我们一概排除其证据资格，与国际社会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背道而弛，就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

　　其次，关于未成年人的证言。因为未成年人主观上对作证的重要性难以把握，客观上易受外界的干扰，一旦作了伪证，也不便追究伪证责任，故实务中一般对于未成年人的证言，很多法官以年龄幼小等原因要么剥夺该类人员的作证资格，要么以“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不相符”为由对证言不采信。有的法官甚至“还倾向于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等同于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从而将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排除在证人范围之外”。 然而排除非成年人的证言，有时可能严重阻碍事实的查明，如某离婚案件中，李某因家庭暴力向丈夫陈某主张损害赔偿，李某现有证据只有身上的伤痕，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请。但诉讼中他们的孩子（一个8岁，一个11岁）均到庭证实陈某殴打李某的事实，且陈述打击部位与李某伤痕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剥夺小孩的作证资格，将无法查明事实，可能导致错判。知道案件情况是证人作证的惟一实质要件，将知道案情的未成年人的证词排除在有效证据之外，与证人制度的基本原理相冲突。

　　至于利害关系人的证言，并不是一律不具证明效力，只是其证明力小于其他证人的证言，但不排除以利害关系人证言定案的可能，如前文所述的拍卖纠纷案中，被告拍卖公司所提出的证人为拍卖师、记录员、现场保安和其他服务人员共7人，通过让他们分别作证，并在庭上由法官和对方当事人及律师询问，而他们的证词基本一致，法院便认定了其证据效力。其实，如果他们作伪证，总能在一些细节上找到矛盾之处，因为“证人”无论怎样的串通一气和精心谋划，不会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所以，不少法官认为利害关系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一律排除，将本应传唤到庭的证人排除在庭审之外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本应胜诉的当事人败诉。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把证人证言视为“洪水猛兽”，而应在诉讼中善待它，珍惜它，使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形式一起为发现案件真实，促进案件实体公正服务。

　　注释：

　　徐昕：《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证人在转型中国司法过程中的作用》，《中外法学》2006年第3期。

　　齐树洁、张冬梅：《完善我国民事证人制度的思考》，《华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徐昕：《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证人在转型中国司法过程中的作用》，《中外法学》2006年第3期。

　　参见廖中洪主编：《民事诉讼改革热点问题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第536页。

　　参见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9-290页。

　　李浩：《论民事证据法的目的》，《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张永泉：《民事诉讼证据原理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