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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法律”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在我国司法领域，几乎天天都有人在讲“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道理。可是“事实”是什么呢？“法律”又是什么呢？“事实”和“法律”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无聊得很，所以似乎就少有人提及它们。今天，本人似乎真有些心血来潮，偏偏想要对这些无聊的问题谈点什么，还希望大家能赏足点面子，看看我到底都谈了点什么。

一、“事实”是什么呢？大家很容易想到“客观真实存在”这层面的含义。因为，事实似乎从哲学上更容易探讨些，从法律角度似乎很难将其说清楚。但法律现象本身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存在却是毋庸质疑的。综观中外古今，我们看到与法律现象相关的事实至少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一个普通的公民，目前若偷窃价值一千元左右的物品，就可以被判处一年的徒刑；而一个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的老总，利用手中的权力采用“高明”的手段造成价值成千上亿的国有资产流失或浪费，却可能不受任何形式的法律追究，甚至还被宣扬成“改革的先锋”或“时代的楷模”。第二种情况，“王侯将相，‘真’有种乎”！自古及今，翻阅一下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及家财万贯者们的出身或履历，我们会发现：他们不是“皇亲国戚”，就是“名门之后”，寻常百姓的后代只要能混上个“七品县令”或者达到“中康”富裕，就应该算是祖坟上很冒烟了。看来民间流传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第三种情况，“天网恢恢，疏而有漏”！记得《窦娥冤》中的女主角曾唱道：“行善的受贫穷命更短”、“为恶的享富贵寿更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谓地！天也，你错堪贤愚枉作天！”。看来“天网”还是给做恶的人开了不少口子，让不少大奸大恶之人逃避掉了本应该受到的惩罚；否则，天国的理想和人世间的冷酷将会没有什么差别了。第四种情况，“法令滋彰，奸宄弥出”！自从有文字以来，用来约束人、制约人的法令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多，可人类犯奸坐科的名目也在日渐繁多。看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且“水涨船高”的道理是永远适用的。

二、“法律”是什么呢？作为国家统治意义上的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且其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必将会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那么如果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到底该怎样从理性的角度审视一下法律呢？首先，“法律不应是摆设”。从法律作为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工具或方法角度讲，法律确实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保障人类社会组织自身存在且能正常运行的纽带神经。一个不讲规则和法律的社会肯定会导致人类的自相残杀和灭绝。其次，“法律不是一对一的逻辑规则”。立法者可以制定对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阶级、阶层或社会团体有利的法律，执法者可以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执行法律。法律规则确实不象自然规律那样可以被称之为从假定、事实再到结论的一对一的逻辑科学，而更像是可以被人随意操控的一门技艺。再次，“法律实施直接体现为现实的利益”。从理论上讲，任何社会主体都可能运用法律手段为自己谋取到最大的利益（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不会如此）。另外，对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来说，可以将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作为提供社会服务的载体进行出售；就执法人员而言，也可以通过玩弄或出卖法律获取不正当利益。最后，“法律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或“灵丹妙药”。法律作为人们评判是非或解决某些社会纠纷或争端问题的一种标准或尺度，它的调整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有时它的作用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无法替代道德、宗教、舆论、习俗和其他非法律力量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法律能解决一切社会痼疾，将其看成是神奇的“万能钥匙”或“灵丹妙药”。

三、“事实”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一）“事实”和“法律”都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从哲学上“物质即客观实在”意义上讲，“事实”应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但是任何事实，只有被人们通过主观意识所发现所认识才会对人们自身产生意义。就法律事实而言，人们自身所认识或所认可的法律事实可能不是真正的客观事实，只能是人们通过逻辑判断推论得出的或然性事实，有时甚至与客观事实完全相反。所以，我们不应该迷信法律“事实”，但又必须依靠法律事实。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依。
“法律”作为一种规则体系，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现象，属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但是法律毕竟仍属于人们意识形态或主观思维认识的结果，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另外，从一定意义上讲，立法者或统治者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创设法律或废止法律，执法者可能错误理解法律或为了私利可以错误地适用法律、甚至可以不讲法律。
所以，我们平常所讲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是一种假设的逻辑标准或人类的理想信念而已，并非无可挑剔指责。因为现实的法律实践都离不开执法人员的“自由心证”，而且无论结果怎样，都可能被说成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地去严肃执行法律。

（二）“事实”和“法律”具有相互影响或相互塑造的功用。
在一个信仰迷失、道德沦落和社会秩序混乱的“事实”环境状态下，“法律” 是不可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的，甚至可能蜕变成强者欺压弱者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在如此“事实”环境状态下，法律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之理念很容易被强势群体或执法人员所亵渎；弱势群体也很容易因遭受法律不公正待遇的切肤之痛后自然将法律看成是束缚或压制他们的“手铐脚镣”。如果社会面对的是这样的“事实”状态，法律规则制定的越多，被真正严格实施的法律规则就会相对越少，法律的权威性也会越低，其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或塑造功能也会越小越差，甚至直接导致严重的社会阶级冲突事件，直至新的社会秩序的重构实现。
相反，在一个人类满怀信仰，心灵相对净化和法律规则受到普遍尊重和推崇的社会，除了宗教信仰和道德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外，法律将会成为规范人们生活言行的最重要主宰性力量。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不遵守法律或不严格执行法律的行为肯定会最大可能的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在这样的社会“事实”环境状态下，强势群体的成员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名誉、地位或自我价值实现，弱势群体的成员会因为对法律的信仰更加愿意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或争端，并为自己谋取到最大利益。长此以往，法律的权威性能够得到“事实”结论的不断验证，法律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或塑造功能也会越大越强。
所以，我们若忽略“事实”环境状态对法律实施成效的影响，而片面强调法律的作用，或者忽略法律规则对“事实”环境状态的正面塑造或影响，不重视法制的建设和实施，都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太平盛世”，达到“长治久安”目的的。

（三）“事实”和“法律”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或介质来表现，它们都戴上了人类给制造的面具。
大家常说：用“事实”去说话；要“法律”去评判。可是“事实”本身不会站出来说话的，“法律”自己也不会去评断是非，一切都是人通过一定的形式或介质来让“事实”说话和要“法律”去评判是非的。在此过程中，事实真相可能被掩盖粉饰、被扭曲颠倒，法律本意也可能被曲解滥用、被亵渎蒙羞，一切都像是被人们戴上了面具似的。难怪有人说：没有事实，事实就是可以“指鹿为马”；存在法律，但是法律是执法者们的法律，仅产生在执法官员如何执法的刹那间。
但是，我们又无法否认：事实仅是一种真实的样态，它本身又是可以被人类认识或反映的，而且还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或介质来进行再现或重述的。法律存在作为一种事实现象，对其规则本来含义的理解也应当遵循相应的符合人类认知规则的逻辑标准来进行。这样，“掩盖粉饰、扭曲颠倒”事实会被当成“尊重事实”的例外，“曲解滥用、亵渎蒙羞”法律会被当成“依法办事”的例外。例外事件总会受到道德舆论、宗教信仰等各种非法律势力的影响，在各种社会阶层或阶级力量处于平衡或稳定的前提条件下，其生存空间是不可能无限向外拓展的。
所以，对于“事实”和“法律”的表现形式或介质，其内部自身同样存在着系统的逻辑制衡关系，而且其内部的制衡关系与外部的制衡关系或因素共同维持一个稳定的平衡态，从而使国家或社会沿着秩序的轨道运行。一旦例外的事件或普遍事件失去区分的意义或例外事件从量的方面已经积累到普遍事件的程度，那么“事实”和“法律”的内外部因素平衡态都将被打破，国家或社会也会面临天下大乱的局面。

鉴于“事实”和“法律”之间存在如此复杂的关系，我们实在不敢肯定已经搞清楚了二者之间的复杂系统关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让法律的运行和功用发挥与社会“事实”环境状态能够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而在此过程中，只片面强调法律的力量，而忽略社会道德、宗教信仰或公序良俗等非法律力量的科学建设或功用发挥是不可能取得良好效果的；反之亦然。

2006年3月27日

混合身份共犯研究

张连华 闻静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于“有身份之人与无身份之人共同犯罪”的问题，存有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争议的焦点在于身份犯理论与共犯理论如何结合的问题。
关键词：共同犯罪 身份犯 混合主体 区别说
在身份犯罪中，解决“有身份之人与无身份之人共同犯罪”的问题时，往往涉及到共同犯罪与身份犯理论的结合。对此，本文从这两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共同犯罪的整体性理论
根据我国刑法中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共同犯罪的构成不同于单独犯罪的构成，为使共犯承担刑事责任，需要对单独犯罪的构成加以修正。[1]共同犯罪是区别于单独犯罪的概念，从而，也具有区别于单独犯罪的自身特征，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犯罪的整体性，若干单独个人犯罪被法律拟制为一个整体性犯罪行为。尽管是多人多行为的犯罪，但法律上视其为“一人一行为”的犯罪。
1、从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来看。首先，各共犯的主观方面有着同一犯罪的故意，各共犯虽然由于分工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具体故意，但是，这些具体的故意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服务于同一犯罪的故意。因此，在主观上各共犯都有共同的认识和意志；其次，各共犯客观方面实施同一犯罪的行为；再次，各共犯的行为所指向的是同一犯罪客体。最后，共犯的整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2]综上四点各共犯分别的具体行为，已经从数个行为转化为主客观相统一的一个整体行为。
2、从共同犯罪性质来看。共同犯罪相对于单独犯罪来讲，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其特点还在于犯罪的双重性，即单独犯罪的个体性与共同犯罪的整体性的有机结合。这种双重性体现在共同犯罪各要件中。以共犯故意为例：第一重故意，各共犯均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重故意，各共犯预见到共同犯罪的行为内容以及共同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危害结果。简言之，既有单独犯罪的个人故意，又有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那么，无疑共同犯罪也有双重行为，即犯罪的个人行为和共同犯罪的整体行为。在犯罪性质上，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体行为。[3]如果共同犯罪行为整体上具有某种身份犯犯罪的客观特征，那么就说明该共同犯罪构成该种犯罪。
3、我国刑法学共犯理论坚持主客相统一原则，正确地表述了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4]即共同犯罪不是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有分工，互相配合，能够犯下单个人难以实现的严重犯罪。因而，共同犯罪特征在于其尽管是二人以上犯罪，但是从其主观方面讲，形成的是一种特定犯罪故意内容，各共同犯罪人均具有特定犯罪的故意。从客观方面讲，各共同犯罪人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因而各共同犯罪人的故意是同一的，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是统一的，从而成为一个整体行为。这一整体行为才是共同犯罪的行为，同时，整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的关系。因而共同犯罪是同一犯罪，犯罪性质必然同一。由此可见，共同犯罪的理论实际上承认了共犯只能“一罪处罚”，这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本质要求。
二、刑法关于身份犯的理论
在刑法理论上，通常将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构成要件或者刑罚加减根据的犯罪称为身份犯。理论上存在自然身份犯与法定身份犯、亲手性身份犯与非亲手性身份犯、纯正身份犯与非纯正身份犯（或者称之为非身份犯更适合本文的涵义）等分类。纯正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要件，无此特殊身份则犯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犯罪。例如，现行刑法典规定的贪污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如果行为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就不可能成立贪污罪。应该说，刑法分则的贪污贿赂罪部分绝大多数罪名都是纯正身份犯罪。而非纯正身份犯，是指特殊身份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的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不具有特殊身份，犯罪也成立；如果行为人具有这种身份，则刑罚的科处就比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要重或轻一些。例如，现行刑法典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的主体，不要求以特殊身份为要件，即任何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但是，如果主体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依照刑法典第243条第2款的规定，则应从重处罚。换言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虽然不是诬告陷害罪的主体要件，但这种特殊身份却是诬告陷害罪从重处罚的根据。[5]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非纯正身份犯不同于普通身份犯。普通身份犯是指行为人并不需要特殊的身份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的犯罪。但是，本文所指的非身份犯实际上是既包括普通身份犯也包括普通身份犯的，在此略作说明。
三、混合身份共犯理论探讨
混合身份共犯，就是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而进行的身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无特定身份者可以与有特定身份者共同犯“真正”身份犯罪。首先，无身份者虽其自身无犯罪条件，但是，他可以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行真正身份犯之犯罪；其次，无身份者可以利用有身份者的特殊条件，与有身份者共同实行真正身份犯犯罪行为，亦成为真正身份犯的共犯行为。
综观我国刑法理论研究成果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无身份之人与有身份之人共同犯罪”的问题，主要有“主犯说”、“实行行为说”、“分别定罪处刑说”和“身份犯说”等观点。我们分别分析如下：
1、“主犯说”认为，应当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性质对各行为人定罪处罚。其依据是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20页会议通过《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系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大量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并在第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2、“实行行为说”主张，应以实行犯实行行为的性质来决定共同犯罪的定性。该观点认为，罪名应当根据实行行为的性质定性，在行为的分类上又要区别教唆行为、帮助行为等。进行了实行行为的行为人所触犯的罪名为共同犯罪的罪名。
3、“分别定罪处刑说”则认为，对于无身份之人与有身份之人共同犯罪的，应分别定罪处罚。如一般公民与公司、企业人员共同利用公司、企业人员的职务便利窃取公司企业财物的，对前者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对后者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其依据是按照罪责自负、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这两种人应当分别适用相应的法律。
4、“身份犯说”则主张，对于无身份之人与有身份之人共同犯罪的，应以身份犯之罪对各共同犯罪人定罪处罚。该观点认为，在共同犯罪中，身份犯的作用是主要的，无身份的人只起到次要的作用。因此，以有身份者触犯之罪名定罪。
在以上各种观点中，我们认为主犯说最值得商榷：第一，这种观点颠倒了定罪与处刑的逻辑关系。刑法之所以把共同犯罪人区分为主犯、从犯，目的在于解决量刑问题，只有在犯罪性质业已确定的前提下，才好说区分主犯从犯，对他们适用轻重有别的刑罚。犯罪的性质还没有确定下来就区分什么主犯从犯，显然前提都没有。而所谓以主犯的特征来决定共同犯罪的定性，更是本末倒置。第二，即便在尚未确定犯罪性质的情况下区分主犯与从犯，按照主犯说，也只有当主犯全部为无身份人或者全部为有身份人时，才具有操作性。如果主犯中既有有身份人又有无身份人，如何定性？无法定性。[6]
实行行为说和分别定罪处刑说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而言，当无身份人与有身份人共同实行时，实行行为说就无法解决定性问题。共同犯罪的实行行为，不同于单独犯罪实行行为，单独犯罪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由一个人完成，而共同犯罪实行行为则由数人共同实行。实行行为的分工，就每一个共犯而言，不以实施全部犯罪构成要件为必要，而以共同故意为纽带，每个共犯仅实施该犯罪的部分犯罪构成要件，但是各共犯的行为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整体实行行为。因此，在区别实行行为与帮助、教唆行为时就存在难点。
分别定罪处罚说的不妥之处主要在于，它忽视了这种案件属于共同犯罪的客观事实，有悖于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因为无身份人与有身份人共同犯罪，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两种不同主体分别定罪处罚，就人为地割裂了行为人的主客观联系。
根据身份犯说，无论是无身份人教唆、帮助有身份人实行犯罪，还是有身份人教唆、帮助无身份人实行犯罪，抑或是无身份人有身份人共同实行犯罪，原则上对各共同犯罪人均应以身份犯之罪定罪处罚。但是我们认为，对于不纯正身份犯罪来讲，如果无身份行为人是主犯，而有身份行为人为从犯的情况下，仍以身份犯说定罪，则明显与事实不符合。
四、构建“区别说”，指导司法实践
在分析上述观点的过程中，本文认为 “纯正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区别说”（简称之“区别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作者认为，在某种罪名法律规定必须由纯正身份犯才可以实施的，那么非身份犯只构成教唆、帮助犯，处于从犯地位，因此，对该罪以“身份犯说”处罚，例如贪污受贿罪，有身份的人在共同犯罪中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要依据身份犯进行定罪；而对于某种既可以由纯正身份犯，也可以由非纯正身份犯构成的犯罪，则以“主犯说”处罚。
由此而来、以“区别说”指导司法实践。具体分析，有构成身份者与无构成身份者共同犯罪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在纯正身份犯罪中，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或者与其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罪。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或帮助犯，这已为刑法学界所公认。[7]如妇女教唆或帮助男子实施强奸犯罪的，分别构成强奸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无身份者能否与有身份者构成真正身份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凡无身份能够参与真正身份犯罪的部分实行行为的，则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如受贿罪；凡无身份者根本不能参与真正身份犯罪的实行行为的，则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如外国人不可能与中国人一起构成背叛祖国罪的共同实行犯。由于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共同实行犯的规定，而是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因此，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不仅可以构成真正身份犯罪的教唆犯、从犯、胁从犯，也可以构成主犯。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当以有身份者行为对共同犯罪进行定罪。
二是在实施非身份犯罪中，由于双方都可以是实行犯，因此根据“主犯说”进行定罪是完全可以的。例如，根据司法解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如在公司、企业等单位中，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非法侵占单位财物的案件，应当借鉴主犯说予以处理。也就是说，对这类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按照主犯所符合的犯罪定罪处罚，这样才能做到合理、科学。
总之，混合身份共犯结合了身份犯罪与共同犯罪的理论，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犯罪，解决此类问题也应当结合这两方面的理论去指导司法实践。



参考文献：
（1）赵秉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98-303页；
（2）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3）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09页。
（4）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78-81页；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83-585页。
（5）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2-358页。
（6）谢望远主编：《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认定中疑点难点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47页。
（7）潘伯华：《混合主体勾结职务犯罪处断原则探讨》，《人民检察》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