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若干规定》部分条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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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若干规定》部分条款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若干规定》部分条款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现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若干规定〉部分条款的决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若干规定》依照本决定修正后，汇编重新公布。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北京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若干规定》的部分条款作如下修改：
1、删去第十三条中的“不得直接向个人出售”。
2、第十四条修改为：“综合开发企业应当按本市有关规定缴纳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费。”
3、删去第十六条第二项。
第四项中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改为“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项中的“并可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改为“并可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项中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改为“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北京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若干规定》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款、项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本决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若干规定》依照本决定修正后，汇编重新公布。
199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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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子证券民事赔偿的几个问题
北京市众一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李庆民
新闻背景：2003年1月17日，因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原东方电子董事长、总经理隋元柏、董事兼副总经理高峰、财务总监方跃被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2002.1.15日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法院可以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等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并就一些诉讼程序问题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相隔不到一年，最高法院出台《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就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受理范围、审判、诉讼方式、损失的计算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规定。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比较两个规定，从＂1·15通知＂到《若干规定》,初步构建了法院审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所必须的规范体系，是一部操作性很强的司法解释，说明最高法院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处理是十分慎重的。但是，任何一个规定在未经实际的操作运用之前，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毕竟立法者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而生活与社会恰恰又是建立在瞬息万变的多样性上。
《若干规定》出台后，我们代理了一百多位ST东方投资者的委托。通过代理活动，我们发现《若干规定》存在以下非常明显的问题，投资者在立案和索赔时需要清楚了解。
一、 投资者身份的确认
《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除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以外,还须提交以下证据: 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
(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交经公证证明的复印件；
(二)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
根据该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提交以下三项证明文件：
1、 身份证,从证券登记实名制的角度，要求投资者在提起诉讼时提交身份证原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没有要求在起诉时提交原件，而应当是在开庭时或者质证时核对身份。起诉时提交原件的要求与民事诉讼法是不一致的。并且，有些投资者因为要使用身份证不得不对身份进行公证，无疑加大了诉讼成本。我们揣测立法者的本意，或许是希望籍此把借用别人身份证的“投资者”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但是，法院是否有逐个鉴定身份证真伪的能力和所需要的人手？
2、 证据，即该支股票的完整交易记录，所谓完整，应当是自第一次买进至起诉时的全部记录，如果已经卖掉，应当准备揭露日及基准日卖出的全部记录。所有的买进卖出应当是一致的。
3、 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关于这个要求，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理由是根据目前的规定，投资者及其委托律师只能得到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却无法得到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将刑事判决书作为起诉依据，是人为地为投资者设置诉讼门槛。
二、 诉讼方式
1、《若干规定》规定了投资者可以提起代表人诉讼，这种方式，在《民事诉讼法》中已经规定，但是，青岛中级法院在受理该案件时，规定每个共同诉讼原告不得超过十人，并且采取普通共同诉讼的方式，这使得代表人诉讼的方式被排除在证券民事赔偿范围之外，不利于投资者形成团体面对诉讼。目前的情况依然是单个投资者单独面对上市公司要求赔偿。
2、诉讼费，如果按照代表人诉讼受理案件，诉讼费应当按照一个案件收取，现状是即使法院按照十个投资者一组受理，仍然按照单个投资者作为一个独立案件收取诉讼费。由于我国诉讼费采取分段累计计算的方式，基数越低，比例越高，因此两种方式计算的结果差距非常大。
三、 前置程序中的刑事判决书问题
《若干规定》把刑事判决书作为起诉证券民事赔偿的前置程序，增加了投资者寻求法律保护的依据，是一个很好的措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上市公司作为刑事犯罪主体的情况下才能把上市公司作为证券民事赔偿的被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理由一，《刑法》中没有关于上市公司进行证券虚假陈述的法人犯罪的规定，刑事判决书系依据《刑法》第161条对三名高管人员定罪，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犯罪主体是上市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非上市公司；如果把上市公司作为犯罪主体后才能对其提起民事诉讼，《1.9规定》中把刑事判决书作为前置程序就失去了意义；理由二，第二十八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共同虚假陈述,分别与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一)参与虚假陈述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虚假陈述而未明确表示反对的；(三)其他应当负有责任的情形。” 根据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东方电子当然可以成为被告；理由三，《若干规定》的立法意图应当理解为只要在刑事判决主文中对公司的虚假陈述作了司法认定，能够使得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作为直接的依据，投资者就可以据此提起诉讼，法院据此判决。
四、 揭露日
揭露日的确定是《若干规定》中最难于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揭露日直接影响着投资者是否具备索赔资格，这个问题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上成为目前最不确定的一个因素。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a、应当是重大事件的揭露；
b、应当是全国首次揭露，而且应当从一般投资者的认识角度来判断，而不应当以专家的角度判断是否构成重大事件的首次揭露。
c、有人认为揭露应当是系统、全面的，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所谓揭露，本身就存在着不系统、不全面的含义，不能强求局外人对上市公司作假全面知悉。另外，证券市场的不稳定和对信息反应的快捷本身也要求投资者无法等待系统、全面的揭露作出后再决定投资行为。
d、我们认为，揭露日的确定应当考虑和证券市场反应的一致性，ST东方在2001年7、8、9三个月的暴跌，根据证券市场的功能就说明该公司出现了问题，由于普通投资者与公司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反应应当作为确定揭露日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而不能片面地强调权威结论和虚假陈述的客观揭露。据此我们认为2001.9.14日构成ST东方虚假信息揭露日。
五、 系统风险
《若干规定》规定了投资者损失应当和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人据此认为，在计算损失时应当将大盘的系统风险考虑进去，就是说，这两年大盘指数的跌幅是系统风险造成的，上市公司在赔偿时，不应当对投资者就这部分进行赔偿。这种看法表面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看法有明显的漏洞。
对此最直接的抗辩理由是，如果要考虑系统风险，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系统风险释放后至揭露日前买进的股票在考虑赔偿时就不存在剔除风险因素。在法律发达国家，计算系统风险时，是针对每个投资者单独计算的，并且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大盘涨跌，一是该支股票所在的行业的全部上市公司指数的涨跌，一是该支股票当期收益与历史同期收益的比较。而且，既然要考虑跌的因素，那么系统涨的因素也应当考虑进去。这些因素在目前我国的司法操作上无疑难于执行，因此，我主张完全按照司法解释执行去计算，操作上相对简便易行。
而且，《若干规定》在规定损失如何计算时已经将这部分风险剔除出去。 根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 ”
“ 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 ”
投资者无论何时卖出，或者继续持有，大盘的风险已经为司法解释所考虑了。
六、关于东方电子与投资者权益平衡的问题
有些专家认为应综合考虑东方电子与投资者的权益，最好能达成对双方均有利的和解方案。
笔者认为，采取和解方式解决纠纷是一条非常现实的途径，既减少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诉累，对于市场的稳定也产生积极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因向部分投资者支付巨额赔偿金而影响其持续发展，甚而遭退市或摘牌，对上市公司其他股东而言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会造成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我们不能同意，尽管这种观点明显体现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律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观点的主张者要求投资者无疑要具备非常高的社会责任感，要具备把自己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下的勇气，这种法律之上的道德要求是无法实现的。单个投资者要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任何人无权指责，也无权要求其权衡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与其个人的利益关系。同时，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东要求索赔的权利是平等的，任何人或机构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提起诉讼，不存在向部分投资者支付巨额赔偿金，从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且，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要严格依照法治，产生法律的威慑力，而不能靠人为的“保护”，否则，其他上市公司会存在侥幸心理，不利于依法治市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邮箱：Qingmin@public3.bta.net.cn
个人网站：www.chineselawyer.info
试论公民证件的不可扣押性
黄泓祯
【摘要】公民的证件，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需，是公民得以自由工作、迁徙、接受教育等不可缺少的证书和文件。目前，扣押公民有关证件的现象频发发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扣押公民证件的行为，实质上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给公民日常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我国法律对于扣押公民证件的行为，未能予以重视，因为我们应该完善立法，抑制随意扣押公民证件的现象发生
【关键词】公民证件；扣押；人身自由
一、问题的缘起
场景一
建筑工程师宋先生去年3月30日从公司离职，如今还未找到新工作。宋先生说，原公司至今扣着他的建筑工程师、预算员等证件，导致求职无门。公司总经理张先生称，“资格证件全是公司代他办理的，员工离开了，公司帮员工拿证的费用却没有协商好。”公司并非刻意扣着证件，只是宋先生离职前，双方未就培养成本的赔偿问题协商好，所以证件一直未返还。
场景二
7月1日，西北师范大学大四学生小张办理了离校手续，接下来的日子就准备走上工作岗位了，可是小张的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因为他未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原来小张上学期间办理了助学贷款，由于贷款没还清，他的毕业证和学位证被银行抵押了。
和小张一样，甘肃政法学院、兰州交通大学等高校办理了助学贷款的毕业生都有着拿不到“双证”的遭遇。他们认为，拿不到“双证”，势必会对就业造成影响，这样一来，助学贷款能不能如期还上也成了未知数。
场景三
一张身份证50元，一张银行卡10元。一张军官证50元。一张医保卡70元，一张学生证70元。这些物品的价格标在某失物招领公司的墙上。失物招领公司负责人说，这些收费标准都是自己制定的。参照的是这些证件如果补办所需要的费用和遗失现金总额的10%。他说这很公平而且符合法律。
以上三个场景，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随意扣押公民证件的现象。这说明，在生活中一些单位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随意扣押公民的证件，造成公民生活的诸多不便。随意扣押公民证件的现象常见于报端，网上也经常有人咨询和讨论。可见问题的频繁发生，尤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二、扣押公民证件的不合理性
（一）扣押证件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
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居民身份证法》也规定：“为了证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的身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制定本法。”可见，证件是是用来证明身份、经历等的证书和文件。公民依赖相关证件得以顺利地、自由地参加社会活动，进行日常生活。扣押公民证件，其实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一种手段。试想，对公民身份证的扣押，公民出门、办事都受到较大的影响，给公民生活带来不便；对公民毕业证、职业资格证的扣押，公民的就业自由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二）证件的人身属性比较强他人不能随意占有
公民的证件，是用来证明身份、经历等的证书和文件。例如：居民身份证，护照，工作证，学生证，毕业证等。这些证书、文件都有很强的人身属性，公民依靠此来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和有关经历。他人用之，则没有此效果。所以，证件对其主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其他人意义大大降低。公民的证件的人身属性，使得该证件只能够为公民主人所占有、使用。他人不能够占有更不能够随意使用他人的证件。
（三）证件蕴含着诸多无形的价值
由于证件对于公民来说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所以证件对于主人来说凝聚着很大的无形价值。一张身份证件，银行开户、上学、出行等都离不开它；一张毕业证书，办理档案、求职、考试等都离不开它。如果这些证件被他人扣押，主人无法使用这些证件，那么相关事项必然难以办妥，丧失诸多机会。前文场景也显示，工程师因为被扣押资格证书而求职无门，学生因为被扣押“双证”将丧失诸多的就业机会。这些机会，对于证件的主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价值，无法用实际标准来衡量的。而对于他人来说，占有他人证件完全不可以实现这些价值，对其来说不外是废纸一张，但是另一方面却无法预计扣押他人证件给人造成的无形损失。所以，失物招领公司以明码标价的形式要求失主支付赎金也是不对的，银行以贷款未还清而扣押证件的行为是不对的；公司以赔偿问题扣押他人证件的行为也是不对的。公民的证件的价值，是不能够以这些款项作为对价来衡量的。
三、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对于公民的证件不可以随意扣押，我国法律有相关的规定：
《居民身份证法》第15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第16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民身份证的；(二)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三)非法扣押他人居民身份证的。”
《劳动合同法》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第84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
四、法律的不足与完善
（一）法律的不足
纵观我国法律，对随意扣押公民证件这问题还未能给予必要的重视，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立法空缺较多。我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了居民的身份证不能够随意扣押，《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用人单位不能随意扣押。但是，身份证之外的资格证、毕业证却没有法律对此作出明确不能扣押的规定。《劳动合同法》未对“其他证件”予以明确，其到底包括哪些证件无法明确。此外，目前立法主要在劳动关系层面上保护公民的证件不能够随意扣押，对于其他生活领域扣押证件的行为，未能给予规制。
法律责任过轻。《居民身份证法》规定，扣押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由于，扣押公民的证件，使得公民在生活上产生诸多的不便，其损失是无形的。扣押公民的身份证，实质是闲置公民的人身自由，它的恶性远远不是二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弥补的。因此，扣押证件的不法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还是过轻。由于违法成本较小，使得扣押证件现象频繁发生，无法得到限制和防止。
（二）完善建议
针对目前随意扣押公民证件的混乱现象，以及立法的不足，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出台《公民证件法》，对公民证件获得、使用、管理、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该法可以把与公民人身密切相关的身份证、学历证、资格证等证件纳入调整的范围，法律明确规定与公民身份、经历密切相关的证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够随意扣押。
明确扣押公民证件的法律责任。只有明确的法律责任，才能够有效预防和抑制这种不法现象的发生。明确的法律责任，不仅需要对扣押人处以更严厉的行政处罚，对于公民因此造成的损失，也应给予赔偿。
五、结语
公民的证件，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需，是公民得以自由工作、迁徙、接受教育等不可缺少的证书和文件。对公民证件的尊重，也是对公民自由的尊重，是对公民身份和人格的尊重。所以，我们应该重视目前随意扣押公民证件的行为，完善立法，维系好我们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北京市众一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李庆民
新闻背景：2003年1月17日，因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原东方电子董事长、总经理隋元柏、董事兼副总经理高峰、财务总监方跃被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2002.1.15日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法院可以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等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并就一些诉讼程序问题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相隔不到一年，最高法院出台《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就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受理范围、审判、诉讼方式、损失的计算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规定。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比较两个规定，从＂1·15通知＂到《若干规定》,初步构建了法院审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所必须的规范体系，是一部操作性很强的司法解释，说明最高法院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处理是十分慎重的。但是，任何一个规定在未经实际的操作运用之前，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毕竟立法者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而生活与社会恰恰又是建立在瞬息万变的多样性上。
《若干规定》出台后，我们代理了一百多位ST东方投资者的委托。通过代理活动，我们发现《若干规定》存在以下非常明显的问题，投资者在立案和索赔时需要清楚了解。
一、 投资者身份的确认
《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除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以外,还须提交以下证据: 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
(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交经公证证明的复印件；
(二)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
根据该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提交以下三项证明文件：
1、 身份证,从证券登记实名制的角度，要求投资者在提起诉讼时提交身份证原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没有要求在起诉时提交原件，而应当是在开庭时或者质证时核对身份。起诉时提交原件的要求与民事诉讼法是不一致的。并且，有些投资者因为要使用身份证不得不对身份进行公证，无疑加大了诉讼成本。我们揣测立法者的本意，或许是希望籍此把借用别人身份证的“投资者”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但是，法院是否有逐个鉴定身份证真伪的能力和所需要的人手？
2、 证据，即该支股票的完整交易记录，所谓完整，应当是自第一次买进至起诉时的全部记录，如果已经卖掉，应当准备揭露日及基准日卖出的全部记录。所有的买进卖出应当是一致的。
3、 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关于这个要求，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理由是根据目前的规定，投资者及其委托律师只能得到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却无法得到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将刑事判决书作为起诉依据，是人为地为投资者设置诉讼门槛。
二、 诉讼方式
1、《若干规定》规定了投资者可以提起代表人诉讼，这种方式，在《民事诉讼法》中已经规定，但是，青岛中级法院在受理该案件时，规定每个共同诉讼原告不得超过十人，并且采取普通共同诉讼的方式，这使得代表人诉讼的方式被排除在证券民事赔偿范围之外，不利于投资者形成团体面对诉讼。目前的情况依然是单个投资者单独面对上市公司要求赔偿。
2、诉讼费，如果按照代表人诉讼受理案件，诉讼费应当按照一个案件收取，现状是即使法院按照十个投资者一组受理，仍然按照单个投资者作为一个独立案件收取诉讼费。由于我国诉讼费采取分段累计计算的方式，基数越低，比例越高，因此两种方式计算的结果差距非常大。
三、 前置程序中的刑事判决书问题
《若干规定》把刑事判决书作为起诉证券民事赔偿的前置程序，增加了投资者寻求法律保护的依据，是一个很好的措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上市公司作为刑事犯罪主体的情况下才能把上市公司作为证券民事赔偿的被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理由一，《刑法》中没有关于上市公司进行证券虚假陈述的法人犯罪的规定，刑事判决书系依据《刑法》第161条对三名高管人员定罪，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犯罪主体是上市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非上市公司；如果把上市公司作为犯罪主体后才能对其提起民事诉讼，《1.9规定》中把刑事判决书作为前置程序就失去了意义；理由二，第二十八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共同虚假陈述,分别与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一)参与虚假陈述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虚假陈述而未明确表示反对的；(三)其他应当负有责任的情形。” 根据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东方电子当然可以成为被告；理由三，《若干规定》的立法意图应当理解为只要在刑事判决主文中对公司的虚假陈述作了司法认定，能够使得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作为直接的依据，投资者就可以据此提起诉讼，法院据此判决。
四、 揭露日
揭露日的确定是《若干规定》中最难于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揭露日直接影响着投资者是否具备索赔资格，这个问题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上成为目前最不确定的一个因素。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a、应当是重大事件的揭露；
b、应当是全国首次揭露，而且应当从一般投资者的认识角度来判断，而不应当以专家的角度判断是否构成重大事件的首次揭露。
c、有人认为揭露应当是系统、全面的，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所谓揭露，本身就存在着不系统、不全面的含义，不能强求局外人对上市公司作假全面知悉。另外，证券市场的不稳定和对信息反应的快捷本身也要求投资者无法等待系统、全面的揭露作出后再决定投资行为。
d、我们认为，揭露日的确定应当考虑和证券市场反应的一致性，ST东方在2001年7、8、9三个月的暴跌，根据证券市场的功能就说明该公司出现了问题，由于普通投资者与公司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反应应当作为确定揭露日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而不能片面地强调权威结论和虚假陈述的客观揭露。据此我们认为2001.9.14日构成ST东方虚假信息揭露日。
五、 系统风险
《若干规定》规定了投资者损失应当和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人据此认为，在计算损失时应当将大盘的系统风险考虑进去，就是说，这两年大盘指数的跌幅是系统风险造成的，上市公司在赔偿时，不应当对投资者就这部分进行赔偿。这种看法表面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看法有明显的漏洞。
对此最直接的抗辩理由是，如果要考虑系统风险，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系统风险释放后至揭露日前买进的股票在考虑赔偿时就不存在剔除风险因素。在法律发达国家，计算系统风险时，是针对每个投资者单独计算的，并且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大盘涨跌，一是该支股票所在的行业的全部上市公司指数的涨跌，一是该支股票当期收益与历史同期收益的比较。而且，既然要考虑跌的因素，那么系统涨的因素也应当考虑进去。这些因素在目前我国的司法操作上无疑难于执行，因此，我主张完全按照司法解释执行去计算，操作上相对简便易行。
而且，《若干规定》在规定损失如何计算时已经将这部分风险剔除出去。 根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 ”
“ 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 ”
投资者无论何时卖出，或者继续持有，大盘的风险已经为司法解释所考虑了。
六、关于东方电子与投资者权益平衡的问题
有些专家认为应综合考虑东方电子与投资者的权益，最好能达成对双方均有利的和解方案。
笔者认为，采取和解方式解决纠纷是一条非常现实的途径，既减少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诉累，对于市场的稳定也产生积极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因向部分投资者支付巨额赔偿金而影响其持续发展，甚而遭退市或摘牌，对上市公司其他股东而言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会造成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我们不能同意，尽管这种观点明显体现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律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观点的主张者要求投资者无疑要具备非常高的社会责任感，要具备把自己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下的勇气，这种法律之上的道德要求是无法实现的。单个投资者要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任何人无权指责，也无权要求其权衡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与其个人的利益关系。同时，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东要求索赔的权利是平等的，任何人或机构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提起诉讼，不存在向部分投资者支付巨额赔偿金，从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且，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要严格依照法治，产生法律的威慑力，而不能靠人为的“保护”，否则，其他上市公司会存在侥幸心理，不利于依法治市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邮箱：Qingmin@public3.bt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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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公民证件的不可扣押性
黄泓祯
【摘要】公民的证件，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需，是公民得以自由工作、迁徙、接受教育等不可缺少的证书和文件。目前，扣押公民有关证件的现象频发发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扣押公民证件的行为，实质上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给公民日常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我国法律对于扣押公民证件的行为，未能予以重视，因为我们应该完善立法，抑制随意扣押公民证件的现象发生
【关键词】公民证件；扣押；人身自由
一、问题的缘起
场景一
建筑工程师宋先生去年3月30日从公司离职，如今还未找到新工作。宋先生说，原公司至今扣着他的建筑工程师、预算员等证件，导致求职无门。公司总经理张先生称，“资格证件全是公司代他办理的，员工离开了，公司帮员工拿证的费用却没有协商好。”公司并非刻意扣着证件，只是宋先生离职前，双方未就培养成本的赔偿问题协商好，所以证件一直未返还。
场景二
7月1日，西北师范大学大四学生小张办理了离校手续，接下来的日子就准备走上工作岗位了，可是小张的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因为他未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原来小张上学期间办理了助学贷款，由于贷款没还清，他的毕业证和学位证被银行抵押了。
和小张一样，甘肃政法学院、兰州交通大学等高校办理了助学贷款的毕业生都有着拿不到“双证”的遭遇。他们认为，拿不到“双证”，势必会对就业造成影响，这样一来，助学贷款能不能如期还上也成了未知数。
场景三
一张身份证50元，一张银行卡10元。一张军官证50元。一张医保卡70元，一张学生证70元。这些物品的价格标在某失物招领公司的墙上。失物招领公司负责人说，这些收费标准都是自己制定的。参照的是这些证件如果补办所需要的费用和遗失现金总额的10%。他说这很公平而且符合法律。
以上三个场景，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随意扣押公民证件的现象。这说明，在生活中一些单位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随意扣押公民的证件，造成公民生活的诸多不便。随意扣押公民证件的现象常见于报端，网上也经常有人咨询和讨论。可见问题的频繁发生，尤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二、扣押公民证件的不合理性
（一）扣押证件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
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居民身份证法》也规定：“为了证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的身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制定本法。”可见，证件是是用来证明身份、经历等的证书和文件。公民依赖相关证件得以顺利地、自由地参加社会活动，进行日常生活。扣押公民证件，其实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一种手段。试想，对公民身份证的扣押，公民出门、办事都受到较大的影响，给公民生活带来不便；对公民毕业证、职业资格证的扣押，公民的就业自由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二）证件的人身属性比较强他人不能随意占有
公民的证件，是用来证明身份、经历等的证书和文件。例如：居民身份证，护照，工作证，学生证，毕业证等。这些证书、文件都有很强的人身属性，公民依靠此来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和有关经历。他人用之，则没有此效果。所以，证件对其主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其他人意义大大降低。公民的证件的人身属性，使得该证件只能够为公民主人所占有、使用。他人不能够占有更不能够随意使用他人的证件。
（三）证件蕴含着诸多无形的价值
由于证件对于公民来说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所以证件对于主人来说凝聚着很大的无形价值。一张身份证件，银行开户、上学、出行等都离不开它；一张毕业证书，办理档案、求职、考试等都离不开它。如果这些证件被他人扣押，主人无法使用这些证件，那么相关事项必然难以办妥，丧失诸多机会。前文场景也显示，工程师因为被扣押资格证书而求职无门，学生因为被扣押“双证”将丧失诸多的就业机会。这些机会，对于证件的主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价值，无法用实际标准来衡量的。而对于他人来说，占有他人证件完全不可以实现这些价值，对其来说不外是废纸一张，但是另一方面却无法预计扣押他人证件给人造成的无形损失。所以，失物招领公司以明码标价的形式要求失主支付赎金也是不对的，银行以贷款未还清而扣押证件的行为是不对的；公司以赔偿问题扣押他人证件的行为也是不对的。公民的证件的价值，是不能够以这些款项作为对价来衡量的。
三、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对于公民的证件不可以随意扣押，我国法律有相关的规定：
《居民身份证法》第15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第16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民身份证的；(二)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三)非法扣押他人居民身份证的。”
《劳动合同法》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第84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
四、法律的不足与完善
（一）法律的不足
纵观我国法律，对随意扣押公民证件这问题还未能给予必要的重视，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立法空缺较多。我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了居民的身份证不能够随意扣押，《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用人单位不能随意扣押。但是，身份证之外的资格证、毕业证却没有法律对此作出明确不能扣押的规定。《劳动合同法》未对“其他证件”予以明确，其到底包括哪些证件无法明确。此外，目前立法主要在劳动关系层面上保护公民的证件不能够随意扣押，对于其他生活领域扣押证件的行为，未能给予规制。
法律责任过轻。《居民身份证法》规定，扣押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由于，扣押公民的证件，使得公民在生活上产生诸多的不便，其损失是无形的。扣押公民的身份证，实质是闲置公民的人身自由，它的恶性远远不是二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弥补的。因此，扣押证件的不法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还是过轻。由于违法成本较小，使得扣押证件现象频繁发生，无法得到限制和防止。
（二）完善建议
针对目前随意扣押公民证件的混乱现象，以及立法的不足，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出台《公民证件法》，对公民证件获得、使用、管理、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该法可以把与公民人身密切相关的身份证、学历证、资格证等证件纳入调整的范围，法律明确规定与公民身份、经历密切相关的证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够随意扣押。
明确扣押公民证件的法律责任。只有明确的法律责任，才能够有效预防和抑制这种不法现象的发生。明确的法律责任，不仅需要对扣押人处以更严厉的行政处罚，对于公民因此造成的损失，也应给予赔偿。
五、结语
公民的证件，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需，是公民得以自由工作、迁徙、接受教育等不可缺少的证书和文件。对公民证件的尊重，也是对公民自由的尊重，是对公民身份和人格的尊重。所以，我们应该重视目前随意扣押公民证件的行为，完善立法，维系好我们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